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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的视角

    弗朗索瓦·里卡尔

    尽管形式单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却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最为苛刻的作品之一。在这里,我用“苛刻”这个词,是用它最为激进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读他的作品,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挑战。全身心地投入这本书,默认它,它就会把我们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比我们开始所能想象得要远,一直拖到某种意识的极限,拖到那个《玩笑》中的主人公所发现的“摧毁的世界”。阅读在此时真正成了一种摧毁。

    正因为如此,评论界在谈论昆德拉的小说时,并不知道用“颠覆”这样的词是否合适。但是他们很少说起这颠覆是多么完全,多么彻底,多么没有回转的余地。他们之所以很少说起,原因很简单,只有两点。第一点在于昆德拉的作品和其它定义清晰的“颠覆小说”(例如阿尔多Artaud,巴塔耶Bataille,杜维尔Duvert的作品)不同,在表面上它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显示出“颠覆”的要求,它没有提供关于颠覆的理论和伦理,也从来没有高声叫喊过。颠覆,它的颠覆是简单的,柔和的,隐伏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但是却是彻底的,毫无余地的。

    从表面形式来看,相对地说,昆德拉的长短篇小说并不惊世骇俗:通常,叙述形式相对而言是比较传统的,背景也很清晰,人物身份明了,时间和情节与真实生活非常“相似”,尤其是文笔相当简单,从其分析性与严肃性来说很有十八世纪的风格,总之离近十五二十年来我们已经日趋习惯的“文本爆炸”(再说这往往是单纯的文本性的爆炸)相当远。因此,从理论上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和《好笑的爱》里的短篇小说单纯地当成故事来读,结构精致,生动,有趣,富有意义,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但是这样“表面”的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根本没有感到此种阅读的“表面性”,除非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完全忘了阅读时一定会产生的一种刺耳的,虚幻的,欺骗性的感觉。但是读者根本无法逃避这份感觉,这份不知所措。它那份单纯就维持不下去了,必须开始另一种阅读,真正的阅读,也就是说带着怀疑与犹豫的阅读。“眼皮底下”的,很快不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故的幻影;人物不再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影子;水城不再是水城,而是纸月亮照耀下的混凝纸做的某种背景;在这背景下,穿着演出服的人物来来去去,而这些人物很快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出戏里演出;最后甚至是我,读者,我也不再是那个正在阅读的人,而是一个似乎是在阅读的人,因为这份怀疑甚至已渗透了我的身份,彻底破坏了我的存在。面具没有掉下来,它们只是让人察觉到了它们作为面具的存在;这可能更加糟糕,就像《玩笑》里雅洛斯拉夫所意识到的那样,他看到的并不是国王的,而是在偷偷躲避他目光的面具。

    但是这种“布雷”式的颠覆比任何洪亮的揭发都要有效得多。昆德拉摧毁世界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那种,他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拆解,不发出任何声响,就像秘密警察那样。到了最后,没有坍塌,地面上没有一丁点废墟,没有爆炸声,事物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它们只是被掏空了,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它们已经非常脆弱,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不真实感。但是这份难以察觉,这份轻,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强了颠覆的效果的,匆促的读者却也会因此而忽略颠覆的存在,尽管再匆促的读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震撼。

    但是读者到达这样的结论必须经历千辛万苦,也就是说必须战胜许多特别顽固的抵抗,那是来自读者内心的,阻碍他坚持到底的抵抗。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小说会让我们真正地发笑。雅罗米尔在我看来实在可笑,先是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然后是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少年,这就是诗人的讽刺漫画,没有别的,我只注意到诗歌在他身上造成的唯一的变形,唯一的错乱。我嘲笑这个自认为是天才的拙劣的诗人,我平静地笑着,因为我可以对自己说雅罗米尔不是我,我不是他,他没有找到“真正”的诗歌,我的自信心安然无恙。但是很快,如果我继续读下去(真正地阅读),我的嘲笑便开始转成了苦笑,雅罗米尔与我真是非常相像,像得可怕,尤其是在对兰波,莱蒙托夫,洛特雷阿蒙,玛雅可夫斯基和里尔克的真诚的崇拜上,对于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注了自己所有的爱意,因此,此时我已经无法像当初一样嘲笑雅罗米尔了,再也不能那样平静地嘲笑他了。刚才还站在舞台上,站在我面前的小丑,来到了听众席,就在我旁边,进入了我的体内,以至于我不再能与雅罗米尔保持距离,而如果我还想(还能)继续嘲笑,我就是在嘲笑我自己。雅罗米尔的超凡入圣于是转向了我自己的,转向我自己的抒情主义,转向了我用来满足自己的诗欲,简而言之,也就是说,转向了我自己的单纯。漫画成了镜子。

    于是我求助于最后一根稻草:至少,我对自己说,雅罗米尔的诗歌太矫揉造作了,他自认为是个人,他在“客观”上就弄错了。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吗?但愿我们“不怀有任何偏见地”去读(或者脱离小说来看)雅罗米尔的诗歌。他的诗歌真的那么拙劣吗?难道不是我错了吗,我坚持认为这些诗歌质量低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为了自己反对小说真正讽刺的对象?实际上,雅罗米尔的诗歌与别的诗人的诗歌具有相同的价值,他的天赋是经过公认的——。而如果我否认他的天赋,否认他的诗歌所具有的价值,不就是为了判自己的信仰无罪,为了保全自己对“天赋”以及诗歌“价值”的信仰吗?不就是因为我拒绝承认这样的(可怕却简单)的事实:诗歌,任何诗歌,任何诗意的思维都是一种欺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陷阱,是最可怕的陷阱之一。

    让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吧。遵循小说的思路,一直到这一步(到这样的耻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一路上有许多能够让我偏离,为我提供庇护,防止我受到伤害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同意小说的安排,如果我没有允许自己躲避,我将达到的“颠覆”则是最激进的颠覆之一,因为它强迫我对于自己唯一信任的东西进行置疑,我借以脱离政治喜剧和世界玩笑的东西,在所有剩下一切的非真实性被证实了之后,在所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之后,我以为这是事实唯一真实的面孔。但是这保护板坍塌了,我又一次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无可拆解的面具之圈。

    因此,和《堂吉诃德》与《包法利夫人》一样,《生活在别处》也许是迄今为止关于诗歌最严苛的否定。诗歌一直自认为是对世界进行判断,自我陶醉和自认为到公证的私人领地。自认为是上帝最后巢穴的诗歌啊。如果有人愿意,当然还尽可以把这本小说当成是对拙劣诗歌的讽刺来读,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好方法,事实上,小说所进行的事业要激进得多:它是要摧毁纯洁的最后城墙。

    但是在纯洁,诗歌的那边还有什么吗?什么也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那边和这边一样。诗歌的那边和诗歌的这边一样,是无韵律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不确定,是相似,是不平衡,是游戏,是滑稽模仿,是灵魂和身体的不协调,仿佛词语和事物之间一样,是假面舞会,是错误,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撒旦,上帝的另一面,但是(就像在镜中一样)是颠倒的,错乱的,虚假的,讽刺的,荒诞的另一面,妄图成为楷模的另一面,而且常常会取胜,并且不断因此而自嘲的另一面。从此以后,唯一逃避这另一面的方法只能是:也加入自嘲的行列。

    阅读昆德拉,就是接受这种撒旦的视角,这种关于政治、历史、诗歌、爱情,以及关于普遍的人类认知的视角。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不仅仅是颠覆,它更是纯粹的文学。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认知,哪怕是关于事实的认知,我倒情愿说它展现了所有认知的戏剧性(甚至是诗歌,甚至是梦幻);它没有做出任何判断,哪怕它也没有揭示所有判断的不足和不切实际;它没有论证任何东西,哪怕是偶然和错误的暂时王国;总而言之,它把我带到最初的意识状态,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的科学能够忍受和覆盖的状态,也就是说是所有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掺杂在一起的意识,秩序与最深刻的混乱掺杂在一起的意识,在这意识中,我也是别人,我还没有成为我,这一切能够换回的,不过是一声大笑,但是它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地笑一笑。

    昆德拉的所有主人公,不管是叫路德维克,雅洛斯拉夫(《玩笑》),雅库布(《告别圆舞曲》),四十来岁的男人(《生活在别处》),助手(《没有人会笑》)还是爱德华(《爱德华和上帝》),所有这些人的生活,战斗,忍受痛苦,爱与衰老只是为了最终不可避免地达到这个结论,那就是生活、战斗、忍受痛苦、爱,事实上(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应该这样做,特别是为了这个原本应当这样却未能这样的世界,为了上帝的创造。这个结论非常简单,却具有致命的颠覆性,这颠覆性会遭到读者最强烈的反抗,因为正是这反抗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刽子手扮成了牺牲品,客体转化成了主体,影子自认为具有真实性。但是“这是人的本性”,就像帅克(Chveik)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在自我欺骗”。

    但是必须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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