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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夹缝中的努力

    正当茅盾和郑振铎策划创办的《文学》首战告捷后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出版商和杂志主编开会,提出今后不准出版和发表“反动”

    书刊和文章。书籍杂志和原稿要预先审查以后才得发表或出版。茅盾听到这个消息,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了。

    不久,《文学》编辑傅东华来找茅盾,说:“据说生活书店出的《生活》月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茅盾心里一怔,果然不出所料“消息可靠吗?”

    傅东华说:“我再去探听探听。”说完,又行色匆匆地走了。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找茅盾,告诉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审。”

    茅盾听完傅东华的话,脸色严峻地说:“他们是逼我们。用送审办法来压我们杂志。”

    没有几天,通知来了,除了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检查官的检查通过,才能排印外,版权页上还不能笼统署“文学社”名称,而署主编姓名。

    1月8日,茅盾通知刚刚从北平到上海的郑振铎,一起去找傅东华商量研究对策。商量结果,决定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连出四期专号,即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对付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茅盾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借用自己十多年前编《小说月报》出专号的办法,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商量以后,茅盾他们立即在《文学》二卷二期发一个广告:“今后的《文学》连出四大专号,预定概不加价。”

    在这之前,为了更巧妙地与国民党检查官斗争,茅盾他们召开编委会,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名字,主编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则退入幕后。所以,当出专号的打算决定以后,茅盾和郑振铎曾专门去鲁迅那里汇报,鲁迅听了茅盾他们的打算,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但对四个专号以后《文学》能继续出下去,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鲁迅末了补了这么一句。

    不料,鲁迅的担心,在《文学》登出广告之后,在上海那些小报上出现了。这些小报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并说:《文学》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暂停刊,其原因即为补足订户。

    茅盾、傅东华他们见到这个谣言,十分气愤,又立即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登个辟谣启事,指出这消息“全与事实不符。本刊自入二卷,亦已出版二期,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至于今后连出专号之用意,无非使读者注意集中,期可将目前文学建设所需商讨之种种问题逐个解决。且本刊提出的专号,系连续四期,并非三期。”“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则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苟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棉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与那些御用报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茅盾就是在这样夹缝环境中作斗争,作努力。

    5月的一天,茅盾拿着新出版的《文学》翻译专号到鲁迅家里商量工作。

    鲁迅告诉茅盾:《文学》出翻译专号,对作家的翻译热情倒是个刺激。鲁迅又感叹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

    茅盾深有同感,一听鲁迅这话,笑道:“这叫媒婆不如处女。”

    过了一会儿,鲁迅点点头,对茅盾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说到这里,茅盾停一下,又问道:“如果这样,只登翻译小说么?”

    鲁迅似乎胸有成竹,说:“不,不仅登小说,也登论文、杂感、回忆等。”

    鲁迅看了一眼茅盾,又说:“对了,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把他也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如何?”茅盾点点头,知道黎烈文在层层压力下,刚刚向史量才送了辞职书,此时正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没等茅盾开口,鲁迅又说:“发起人算你、我、烈文三个,过几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个头。”

    不久,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在鲁迅家里正式商议《译文》事宜,杂志名称是黎烈文提出来,鲁迅茅盾肯定同意的。并商定由鲁迅作《译文》主编。先与生活书店联系。由于鲁迅对木刻和外国的绘画有偏爱,提出在未来这个杂志里,可以多翻印些外国的绘图和木刻。茅盾担心成本高,书店老板不愿意。

    过几天,茅盾因为忙而未及时与生活书店联系,不料鲁迅催得紧,问办的进展情况如何。于是,茅盾把黄源推荐给鲁迅,并要黄源与生活书店徐伯听联系一下。

    经黄源联系,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译文》,并把生活书店“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若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的条件告诉鲁迅,不料鲁迅一口应承,并爽快地说:“就照他们的条件办,头上三期,我们三个发起人尽义务包办了。”

    并赞扬生活书店“他们还算有魄力的,其他书店恐怕更不愿意出版了。”并由鲁迅提议《译文》编辑人用黄源的名字。

    实际终审把关是鲁迅。

    创刊号十分顺利,于1934年9月如期出版。茅盾积极支持、扶持《译文》,在《译文》这个园地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在《译文》杂志上,共发表小说13篇、译评12篇,后来把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出版。

    然而,到1935年下半年,内部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使茅盾在内部的夹缝中作艰难的努力。这一年的8月底,邹韬奋回国,看到生活书店经理徐伯听身体不好,便让他休息,并让海盐人毕云程代理。毕云程代理经理后,对此之前徐伯听与《译文》杂志同意鲁迅建议出版一套译文丛书一事,不知情。

    所以一听说到丛书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生活书店已在印行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现在又要印行译文丛书,是生活书店内部自相矛盾竞争,经济负担也不行。邹韬奋也认为毕云程有道理,便把这个意见告诉黄源,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对鲁迅绝对尊重的黄源,见译文丛书不能在生活书店出,只好去找老友吴朗西、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表示同意。不料,生活书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认为黄源在背后调花枪,并认为要去其他出版社出,必须生活书店同意才行。当时,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

    9月17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茅盾、鲁迅、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毕云程。黄源没有被邀请。所以,宴会刚开始。

    毕云程客气一番后就说到正事上,说:“《译文》仍请鲁迅编辑,而不是黄源”。

    乍一听,似乎是看重鲁迅,但实际上是要撤换黄源。无视发起人的意见,性格刚烈的鲁迅一听这话,十分生气,筷子一放,板起脸,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席而去。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鲁迅又约了黎烈文、茅盾、黄源去他家,当面把已与生活书店签的合同撕了,表示如果生活书店要出《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并要茅盾去通知生活书店。于是茅盾又夹在中间去奔波了。后来,郑振铎也为此事的奔波,都没有成功,《译文》终于在无法弥合中停刊了。

    文坛上的风风雨雨,给茅盾带来困惑。他一方面要和国民党的压迫作斗争,用各种办法表明自己的主张、观点;另一方面在目标都是为了同一战斗的前提下,又要调解左翼文坛内部的关系,同心协力地工作。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茅盾仍奋力创作,写出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和文章。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茅盾用“风、兰、莆、曼、惠、江、丙、明”

    等新笔名,在《文学》第二卷上写了书评、作家论等大量评论文章,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参加“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伟大作品产生问题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翻译讨论”等文坛热点的论争。在这中间。茅盾写的作家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等三篇可谓空谷足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庐隐论》和他早些时写的《徐志摩论》一样,开庐隐研究先河,也“有点总结庐隐一生创作的意味。”茅盾在这一篇作家论中,充分肯定庐隐是五四时代就注意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第一个女作家。因此,字里行间,对庐隐坎坷一生和辉煌成就,作了深刻分析和充分肯定,认为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集前7篇小说里,她”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庐隐的第二个短篇集《曼丽》,是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茅盾肯定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同时,对庐隐的小品文,茅盾也作了充分肯定。在对庐隐作全方位的考察和评论以后,使庐隐这位早慧又早逝的五四女作家,得到了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在写完《庐隐论》之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冰心论》,对这位唱着人世的欢娱,“信奉爱的哲学的女作家,作一番考察,认为冰心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一类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的;另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更没有人注意“。像茅盾这样全面评价冰心作品的文章,当时还不多,因此,茅盾这篇《冰心论》成为当时文坛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接着,茅盾又写了《落华生论》。

    在撰写大量评论、小说时,茅盾又应邀在1934年至35年,为良友画书公司选编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共选了29位作家的58篇小说,为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留下了丰厚的史料。

    茅盾编完《新文学大系》之后,又准备迁居。新居在信义村四号。由于新居离鲁迅家较远,所以在迁居前一天晚上,专门到鲁迅家里告别。

    到了鲁迅家里,茅盾发现鲁迅这天心情忧郁,话不多,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茅盾和鲁迅说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这时,鲁迅也站起来,一语不发,拉着茅盾重新坐下,然后压低嗓音说:

    “秋白被捕了!”

    茅盾一听,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消息可靠吗?”茅盾看着脸色憔悴的鲁迅,半晌,才问道。

    “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说。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焦急地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找这样一爿店,又要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说到这里,鲁迅停了停,望了望窗外,接着对茅盾说:“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一个铺子。”

    茅盾沉吟了一会,说:“就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要靠党方面来想办法。”

    不久,秋白被叛徒出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茅盾和鲁迅在万分悲痛中,编辑亡友遗作《海上述林》,以纪念这位革命同志和文学朋友。

    1935年,在夹缝中,茅盾经过努力,成绩斐然,除了一些评论文章外,还写了《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等短篇小说,还动手写了《少年印刷工》等中篇小说。

    然而,此时还处在夹缝中的他,依然在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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