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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996年

    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

    “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向他妻子口授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

    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回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

    李芙蓉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

    谢真1965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而且选中了李八碗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地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又文文静静,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也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直到七七年考上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读了两年大专,分到县农业局,又作为领导干部梯队人选下基层锻炼。因为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个女镇长。

    谢真离任之后,再没有镇上干部登李芙蓉的门。很多年过去,不要说县里、省里,就是小镇上,也很少有人记得起李芙蓉。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偶有人说起镇上的往事,提到李芙蓉,感觉就跟说三国人物差不多。李芙蓉像匹新鲜过、发过亮的树叶落回到地上,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消失了。

    但李芙蓉自己却始终闲不住。两个女儿早已参加工作,早已出嫁,都在城里住。男人倒是少了先前的火气,成天跟几个灰头土脸的老馆子搭伴,埋在劣质的烟、酒和破烂污黑的纸牌里。好在赌注不大,穷开心而已,不致闹得家破人亡。李芙蓉依旧是精力很旺,一天睡不着几小时便觉得非要起来动手动脚,忙里忙外。但只有两个人的事,不够她忙的。三餐饭、一窝鸡弄弄就熨贴了,就要无聊下来。乡下的屋是土坯墙,却高大空旷,一个人坐在里面心里会发慌,就常怀念上班、开会、听人汇报和找人谈话的日子。那日子并不遥远,就像是昨天的事。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总是隐隐觉得那日子明天还要从头开始的。这指望自然渺茫。年复一年,除了两个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隔好久回李八碗一趟,再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就检讨自己,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出对别人有用的事。她的人事编制在县里,因此镇上离退休老干部的活动她不便参加。镇上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同自己男人一样,抹纸牌、下棋或蹲墙根晒太阳。她留心算了一下,发现李八碗还有好几个跟她一样处境的人,便去串联,组织起一个“老有所为服务组”,帮助镇上的酱菜厂切萝卜、洗腌菜坛子。酱菜厂提供两顿饭,算是报酬。因为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效益本来就低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脏事、苦事、麻烦事找不到人做。李芙蓉说服的几个,都是跟她一样有闲空,却没有别的兴趣的人。李芙蓉当了这个服务组的组长,自然就忙起来,整天一身老酱菜的酸臭气味。男人倒不觉得(他自己一身烟酒和垢刮气味更难闻),两个女儿陪了女婿,携了儿女来探亲,很看不上眼,觉得现世。又不少吃,又不少穿,这样劳碌,不是故意让做儿女的难堪么?李芙蓉听了,眼睛红红的,低下头。他们一走,她又一切还原。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让她振奋不已的事。先前在李八碗插过队的省城知青小吴,以后在镇文化馆当临时工时写小说弄出一点小名堂,调回到省城去当了专业作家。十多年后偶然想起回小镇来“找点感觉”,自然也到了故地李八碗,也问起李芙蓉,不禁兴趣盎然。觉得她的命运跌宕可以成为写出惊世骇俗之作的素材。

    李芙蓉是被人从镇上的酱菜厂喊回来的,见到被镇上干部前呼后拥已经有些发福的小吴,一时竟手足无措。像很多年前最早的一次,忽然被人从田里喊回来面对一伙面生的干部记者,半天才哽哽咽咽地喃出来:“感谢上级,感谢省里,还记得我。”在她看来,小吴跟记者是一回事,都是“笔杆子”,是宣传人的人,也就是代表了上级意图的人。

    小吴深沉地看着她,心里充满了悲悯。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折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枯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

    小吴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

    小吴走出好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二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竹凉床上,李芙蓉刚刚敬给小吴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

    小吴转了身,再不敢回头。

    但小吴的造访,却给予了李芙蓉莫大的意义,重新极大地鼓舞起了她对自己的信心。

    李芙蓉当模范、当镇长、当县委书记以至省委委员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的亲属办过私事。连她男人转成国家干部,也是县人事部门先提出来的。为此,李芙蓉落魄之后,亲属中间没有几个人为她惋惜。有的甚至发狠说:你也有今日!仿佛自己到了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这样的眼色看多了,李芙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真是对不住人。最苦的是再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远亲不说了,李芙蓉自己唯一的一个亲老弟,脚上生了痈,长年烂在床上。李芙蓉得势的时候,他想让她带两个外甥进县里工厂,她高低就是不肯。李芙蓉回李八碗之后,几个外甥都老实巴交在家里种菜,连镇办企业也没有进一个。两个大的都有了家室。最小的一个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却没有说情的。这年冬天,老弟熬病熬到了头,死了,死前对李芙蓉说:“我不怪你,我们李家究竟八字不硬。”李芙蓉哭着,只没有声气。

    吴记者(小吴走了之后,李芙蓉口里念念叨叨的始终是“吴记者”,她心里认定了他就是记者)的出现,鼓起了李芙蓉的勇气。既然省里还有记者记得她,她也就不会一点没有面子。到这一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的日子,她起了个大早,赶到县城去,要为外甥活动一个当兵的指标。

    县城已经大为改观。先前的老城在河西。现在河东辟出了大片的开发区,实际是个场面铺得极大的基建工地,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堆得高高低低。因为是拆资或贷款搞的开发,许多工程资金不能按期到位(有的永远也到不了位),刚建一点就停下来,死气沉沉地一片狼藉。县委、县政府的新楼倒是早早立起来了,在那一大片狼藉中显得很惹眼。李芙蓉下了长途汽车,一抬头就看见了兀立在风尘中的那两幢楼。

    新楼的工地还没有清场。看场的是先前县委的门房,也早退了休,让人雇了来看场。他居然认出了李芙蓉,很感慨了一番之后做贼似的悄悄告诉她,县委一帮领导今天都躲到老县委的空屋里去开会了,研究的就是征兵指标的分配。要找他们赶快些,已经快中午了,要散会了。

    县委大院大部分已经搬空,只单身宿舍楼的阳台上还晾着些零散的衣物。院子里空荡荡的,乱草很快就旺盛了,鸟雀在里面蹦跳。李芙蓉走到门廊跟前正踌躇着,忽然从已经破损的玻璃门里涌出一群人来,嘻嘻哈哈地喧哗着,很开心。抢眼看去像一群军人一样难以分辨,个个身上都统一过号令似的穿着西装,张张面孔都显得年轻,圆润,生气勃勃。他们一路谈笑风生,走过李芙蓉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她在意。县委搬迁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少不了有捡破烂的老太婆来。看看人将走尽,李芙蓉急了,失声喊:“我是李芙蓉。”那些人起先没有注意,她又喊:“我找你们有事,我是李芙蓉!”

    那些人中有一个大约是熟悉一些本地掌故的,回过头,看了看她,问:“你是李芙蓉?”

    “我是,我是李芙蓉。”李芙蓉赶紧回答。

    “她是李芙蓉。”那个人终于确认后回头招呼前面的一群人,“先前当过我们县委书记。”

    那群人一齐驻了足,回头上下打量起李芙蓉来,眼神都怪怪的,像是看一具突然出土的古俑。看过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又都散去,各自去钻各自的汽车。

    清一色的小轿车,看不到一辆李芙蓉当年同几个县委领导共用的吉普车。为头的两辆闪闪发光,屁股上标着洋码字,其它的也都有个半新旧。车队“咝咝”响着(不像吉普车那样吓人地乱轰),很安静有序地迤逦驶出县委大院。

    李芙蓉一个人留在县委老办公楼的门廊前,浑身发瘫直想躺下去。那门廊高大宽阔,两根很粗的水泥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拱顶。柱子上先前分别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拱顶三角形的块面上,先前画着蓝色的海浪,托着一轮红日和四射的金光。现在都只剩了些依稀的痕迹。

    长途汽车站在河东。李芙蓉不知怎样地捱到了朝阳桥上,实在移不动脚了,便伏在桥栏上歇。刚才因为慌慌张张地找人,过桥时没有留心,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多年不见的桥了。这桥曾经紧紧地跟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秋深了。河水很枯瘦。春天的洪水把河面拓得很宽,桥的跨度因此就大,桥也就高。站在桥的中间向河面看下去,几只木船就像随水漂流的落叶,远远的,悬悬的,让人的脑壳一阵一阵发紧,眼睛一阵一阵发黑。李芙蓉想起很多年前向省革委主任请求建这座桥的情形,又想起当时许多人提议叫“芙蓉桥”、“怀恩桥”,她不同意。其实真的那样叫了,如今这些快快活活坐了小轿车过去过来的人又有哪个会记得什么。后来倒是有一种说法传得广泛:当初省革委主任所以给了李芙蓉一座桥,是因为李芙蓉给省革委主任做了一夜马。省革委主任向来胃口好,不分老少美丑。李芙蓉又有前科。事情说得有眉有眼不由人不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芙蓉想起一辈一辈人传了无数年的老话。

    “是老镇长么?”

    身后一个人突然惊动了她,把她吓醒。

    李芙蓉眨了好久的眼睛,想不起对方是哪个。那个人却是牢牢记得她的。很多年前造屋,为了屋檐水的事打官司,这个人因为成分高,按李芙蓉的判决,他造的屋就只能比另一家矮一头,接受那一家的屋檐水。

    李芙蓉心下“格登”一响,早年的事一旦提起话头,她桩桩又都记得格外清楚。

    “我对你不住……”李芙蓉呐呐说。

    “我不怪你。那年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那个人宽解地说。他后来把镇上的那幢屋卖了,到县城来做小生意,赚了钱,在县城造了新屋开店铺,把一家人都搬来了。他现在老了,是儿子在管店铺。他请李芙蓉到家里去。李芙蓉说,不了不了。他迟疑着不走。他觉得李芙蓉脸色很难看,担心李芙蓉会出什么事。

    李芙蓉很艰难地笑一笑说:“没有什么事的,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

    李芙蓉心里也确实在想,我为什么要寻短呢。吴记者还要来看我的。只要吴记者写了文章,就会有许多人记起我。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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