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邓小平和布什
布什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在前后８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有两个同名叫“布什”的人当上了总统，而且他们是父子。而老布什与中国的关系更是令中国人感到其中有某种“缘份”。
美国的第４１位总统乔治·布什，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２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密尔顿市。在１９４２年的这一天，刚刚从菲利普斯中学毕业的他，在听完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亨利·史汀生关于“二战”的毕业典礼演讲后，毅然报名参军，成了一名二等水兵。１９４３年６月，布什从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军航空兵学校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不久，他被分配到海军的ＶＴ－５１部队，并随中队由“圣哈辛托”号航母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空袭太平洋中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关岛、塞班岛上的军事设施。１９４４年９月２日，布什机组奉命空袭小笠原群岛父岛列岛上的日军机场和通讯设施，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猛烈袭击，飞机被击中起火。布什和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起继续把炸弹投中目标后，跳伞逃生。在海水中浸泡了３个小时的布什，在另外几架飞机的掩护下，有幸被“长须鲸”号潜艇营救，才死里逃生，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而他的两个战友却在成为日军俘虏后被活活残杀并被吃掉。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布什复员回家。这位飞行时间达１２２８个小时、在航母上作了１２６次起降、执行战斗任务５８次的２１岁的“二战”英雄，走进了耶鲁大学。毕业后，布什开始经商，在发了大财后开始从政。虽然在１９７０年底的竞选联邦参议员中失利，但他却得到了总统尼克松的许诺，在政府中任职。最后布什自己选择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得到了白宫的任命。从此，这个“竞选失败者、一位没有什么外交经验的百万富翁出任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大使”，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并因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布什觉得邓小平是“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早在１９７５年，布什就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１９７１年春天，布什初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仍然由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正绞尽脑汁想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在秘密策划一场重大的历史性访问，也就是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２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不仅令全世界震惊，更让蒙在鼓里的布什吃惊！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此时，中美间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布什又充当了美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言人，根本无法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正式会晤。于是，就私下通过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安排，布什在联合国代表休息处的“联合国走廊”里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进行了微妙的“自然”会见———布什假装准备在那里打电话，等到乔冠华一行经过这里时，他起身自我介绍，表达了欢迎，双方很有礼貌地握手后，又自然分开。这是布什从政以来第一次与中国人握手。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乔冠华这位被毛泽东称作“乔老爷”的“外交才子”的风采和布什年轻时的英俊。
但就在尼克松春风得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取得总统连任的时候，“水门事件”发生了。作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在经过复杂的斗争之后，不得不勇敢、明智地成为第一个正式敦促尼克松辞职的共和党领导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在“水门事件”的真相渐渐被揭开之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布什很可能成为总统祭坛上的牺牲品。但布什一直在坚持原则，慎重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不能也没有出卖尼克松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对弹劾与辞职的关键时刻，布什从共和党的前途着想，也是出于对尼克松的忠诚，他还是以自己独立的品格鼓起勇气给总统写了一封建议信。在１９７４年８月６日的内阁会议上，尼克松仍然坚定地表示既不会辞职，也不接受弹劾。参加会议的布什，在会上一声不吭，对此表示沉默。会后，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从口袋里悄悄地递给了尼克松，并叮嘱总统说：“你回去再看吧。”
尼克松回去后，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打开了布什给他的信。据后来解密的资料介绍，布什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你应当立即辞职。也许，在您孤军抵抗的处境中，这对您似乎是来自您多方支持和帮助过的人的不忠行为。但我的观点是：我不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您，我就不适宜为一个我永远尊敬其巨大成就、热爱其家庭的总统服务。直到现在，您对辞职还完全没有答复，但是，考虑到事情结局的影响，辞职是最后的、也是我现在坚定感受到的，最利于国家、最利于党的行为。我相信这个观点也是全国大多数共和党领袖的意见。……如果您辞去公职，历史将怀着持久的敬意记录下您的业绩。
显然，布什的这封信对尼克松在最后时刻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天，尼克松就推翻了自己在内阁会议上带有强硬情绪的不辞职的言论，决定辞职。８月８日，尼克松对全国发表了辞职讲话。
按照美国的宪法，副总统是由总统挑选和任命的。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尼克松的副总统福特担任了新的总统。当时，福特已经组织了“厨房内阁”，在副总统人选上，他曾经考虑过布什。但出于种种考虑，福特还是挑选了洛克菲勒任副总统。福特知道，布什在尼克松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和布什又是好朋友，如何安置布什，是不能怠慢的。而在福特正式组阁时，布什自己内心里也是很想得到副总统的职位的。
几天后，布什在家里接到福特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准备宣布任命洛克菲勒为副总统，希望与他尽快碰头“商量将来的安排”。可以想像布什放下电话后的心情。但他还是没有计较什么。他与夫人芭芭拉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最理想的“将来的安排”就是离开华盛顿，脱离刚刚在白宫发生的一切，且越远越好。因为让他感到难受的倒是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好像是一场政治上的噩梦。夫妻俩还私下里商量说，如果总统要给他们对外职务的选择时，他们就选择去远东。他们分析后认为，尽管伦敦或者巴黎的大使职位是显赫的，而且是令人羡慕的，许多人都争着去，而且对个人的前途有好处，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俩都想到了要去北京。
这个选择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布什为什么要想去北京呢？这还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不打不相识。在他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是他和美国外交上最沉重的失败。美国作家在布什的传记中这样评述他说：“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勇敢地战斗着，以阻止此事发生，但最终他不得不鼓起勇气，以最好的风度接受了这一事实。”当时，布什的美国代表团提出了所谓“双重代表”的提案，即美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但不同意驱逐台湾。支持新中国的代表团们就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这个提案。据报道说，布什为了这个提案能够通过，可谓煞费苦心，一会儿亲热地搂着这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说话，一会儿请那个国家的团长喝咖啡，有的国家代表团还借机与他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从中捞取便宜。甚至有些国家的代表希望美国给他们的亲友们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
然而许多国家却对布什要他们不支持北京感到疑惑甚至大为不满，因为，与此同时，尼克松正背着他们与北京拉关系，基辛格博士在北京的第二次访问，热火朝天。
当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会议大厅的电子荧光屏上最后的票数公布出来时，许多国家的代表欢呼跳跃起来，坦桑尼亚、赞比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在会议大厅里跳起了庆贺胜利的非洲快步舞。布什和他的助手们如泄气的皮球沮丧而痛苦地坐在前排的美国代表团的位置上。据有人回忆说，这位高个子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怒不可遏地骂了一句：“婊子！”而他自己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那种感觉就像驾驶飞机在空中作战时中弹被人击落了一样。后来，当他听说中国报刊形容美国代表在联大辩论中“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哈哈朗声大笑，琢磨着这句中国话喃喃道：“蚂蚁？爬在火烫的热锅上？”他觉得中国的语言竟然如此的生动形象。
再后来，中国的代表团很快就来到了联合国。乔冠华的联大首次发言，谴责了美国，也谴责了苏联。他和“乔老爷”在“联合国走廊”里“自然”会见握手。第二天他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他坐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做鬼脸，而“乔老爷”将一桶水倒在俩人的头上。
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在１９７１年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却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乔冠华回国后，黄华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留在纽约。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第一次遇见黄华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过道上，礼宾司的某人介绍我们相互认识。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法国大使的公寓里，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法国大使把他介绍给我。然后又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马立克，这个中国人背起了他的手，马立克的脸胀得通红，仿佛下巴挨了狠狠的一拳。法国大使马上掩盖了这一窘态，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去用茶点。”
或许就是在联大的这次失败触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愿望。此后，布什谨慎地招待过中国的代表们。他们也给他以回报。那个时候，北京和华盛顿还没有任何联络机构，但布什甚至带领这群中国人去乡村，到鸟兽禁猎区去游览。
因此当福特约他去白宫商量他的“将来”的时候，他和芭芭拉已经商量好了，要当驻外大使的话，就去中国。
布什在他的自传中，对福特总统的这次约谈有如下精彩的记述：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了，反问一句：“去中国？”他显然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了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对于我要求去中国，福特当然是很吃惊。那时，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任命这个职务对福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不是正式的驻外大使，不需要经参议院表决。
福特望着我，笑着说：“人家都纷纷来向我要求到伦敦、巴黎去，我当然可以考虑你要去北京这个愿望，但这需要同基辛格协商，我将与基辛格国务卿打个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听了之后，稍稍一愣，但没有在总统面前说什么。
因为，对基辛格独占对华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后来说过：“在７０年代中叶，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员，当你口中吐出“中国”这个词时，你就应该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触角都会抖动，无论博士身在何处———开罗、耶路撒冷还是巴黎。中国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领地，在那里，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美国政府所有涉华事务都必须通过他的监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进一步了解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最后导致签订１９７２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但一打听，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为此，他只好千方百计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读到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当他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１日飞抵北京上任后的一个月，基辛格又来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记中说：“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投票一事，肯定对我不利，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我们一直与他们相处不错。”但是布什在考虑自己的任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个联络处是中美双方在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的代表机构。１９７３年５月１日联络处正式工作，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升级为两国大使馆。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布什夫妇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赴任，开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称之为“他们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险之旅”。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
布什到北京后，感觉到他的前任布鲁斯处处低调，甚至不参加任何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发挥这个“大使”本应发挥的作用，无法让别人知道美国在北京的存在。于是他开始主动改善美国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动美国的中国政策。正好，布什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邀请。１１月１日，当布什夫妇出现在招待会现场时，阿尔及利亚大使“惊讶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中国人。当天晚些时候。布什会见了乔冠华，并出席了乔冠华为他们设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１９７４年的１１月２日，布什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了。布什和联络处的官员们一道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了邓小平。此时，邓小平刚刚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工作，担任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会邓小平是布什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谈了国际政治问题、农业问题，谈了中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会谈气氛十分友好，邓小平滔滔不绝。布什在会见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他甚至强调美国的中国政策需要取得明显的进展，以避免像美国其他政策那样受到国内斤斤计较的审查。紧接着，布什成功地举办了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的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同时，他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来北京参观，但却遭到国务院的批评，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两次见过毛泽东。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布什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表示欢迎，并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来拜访。布什说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泽东当场还邀请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是来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两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三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两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时，还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布什说：“你这位主任在北京处境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什说：“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处主任。”
毛泽东说：“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毛泽东说到这儿，还提高了声调，并用手拍打着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觉。”
然而一星期后，白宫来电，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在等着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一天是１１月１日。布什骑着他和夫人买的中国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刚刚打完网球回来，还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来家里看彩色电视。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白宫的基辛格发来的调令已经摆在了办公桌上：
致布什主任：
总统计划在１１月３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晚上７点半宣布几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其中，比尔·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要求你同意他提名你担任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这一决定。
总统认为对你的这一任命将对国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接受。你一直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同总统一样，希望你能接受新职，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亨利·基辛格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
布什夫妇接到电报，感到大为吃惊：“怎么会让我去当情报局局长呢？”
距离总统任命的时间也只有两天时间了。时间如此匆忙，打电报询问这其中的细节已经来不及也显得多余了。从基辛格的字里行间，布什已经体会到这是华盛顿让他必须给一个迅速而且肯定的答复。
去？还是不去？布什一方面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因为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作为升官的跳板的，因为这个局长，他不能带有任何党派色彩的政治观点。要知道，这年，布什才刚满５０岁，没能竞选上副总统，已经非常不甘心。另一个担心的就是，他主动要来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他正“以低姿态和非正式的方式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因素”作出努力，而且没有白费力气，已经取得了小小的成果。这一下要回去当情报局长，“中国政府会想什么？外交家布什竟然一直是个间谍？”
的确，布什的第二个担心是正常的。当这项命令一宣布，那个经常给布什在北京带路的中国向导感到大为惊讶：“布什先生在这里一年多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任职。可是，谁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大间谍呢？”
毛泽东却依然对布什表示了好感。
１２月２日，在布什陪同福特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在谈话之间，笑着对布什说：“你升官了？”然后，又对福特总统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他离去。”毛泽东还问布什：“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而对布什来说，他觉得这或许只是毛泽东主席客气的招呼。
而邓小平对此更是非常理解。当他知道布什将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在福特总统一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邓小平亲自与布什会面，赞扬布什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并举行私人宴会款待布什夫妇，为其送行。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黄镇夫妇作陪。对邓小平的好意，许多年后，布什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某些大国大使奉调回国，也很少受到这种礼遇，况且布什还没有大使头衔。
据美国出版的有关布什的传记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这次私人宴请，说：“邓非常乐意帮助并尊重在北京的美国人，这使他和布什在中国首都结下了超出工作之外的友谊。”布什来到北京时，正是邓小平刚刚复出上台，他对邓小平大力抓整顿有很深的印象。布什很尊重邓小平，曾经对人说：“他常常不能保护自己。”布什还对邓小平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思想敏锐、刚柔相济很佩服，认为邓小平是很少数的，能与基辛格在谈判中较量的高手。
宴会的气氛是轻松愉悦的。邓小平和布什两人寒暄之后，邓小平请布什喝起了茅台酒，还用筷子给他夹菜。
邓小平说：“布什主任在北京做联络处主任只有一年多时间，还不满一个任期，时间太短了。我们的黄镇将军在华盛顿快满三个年头了。”
布什说：“我和芭芭拉都愿意住久一点。全中国的主要地方我都想去看一看。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西藏，是很有神秘色彩的。”
邓小平笑着说：“鄙人就是从西南的川府之国来的。”
邓小平告诉布什：“阁下在中国永远是受欢迎的，即使你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布什回国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黄镇将军不久也返回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布什就邀请黄镇和夫人朱霖到家中做客。在这次家宴上，黄镇告诉布什，邓小平就是他战争年代任军长的那个闻名中国的“刘邓大军”的“邓”，是他的老上级。布什对当时邓小平再次被“四人帮”打倒很不以为然，反而乐观地对黄镇说：“主任阁下，凭我的了解和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之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布什带着祖孙三代接连４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过圣诞节的“平安夜”。韩叙告诉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卢卡奇时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
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总统。作为副总统的布什，从此一干就是８年。然而此时的中美关系因为１９７９年３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而变得更加复杂。里根此时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也十分不友好。面对中国的批评和抗议，里根不得不派布什来华澄清事实，解释原因，希望中国相信里根政府在维持美中良好关系的问题上将是一位“无拘无束的炮筒子”，中国对他的讲话不必句句当真。
布什又和邓小平见面了。但是布什的这次访问并不成功。在８月２２日的会见中，邓小平驳斥了里根在竞选中对中国的攻击，也批评了布什的解释，并要布什向里根转达四点意见：
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
二、不管美国１９８０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关系都将把其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
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
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至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建议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付诸实行，中国别无选择，也只好吞下，但那完全是妄想。
但在台湾问题上，里根的错误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开展了尖锐的斗争。为了打破僵局，布什副总统于１９８２年５月访问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
５月８日上午１０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了布什。
邓小平说：“我们相识有好几年了。我知道你比较了解中国，作为中国的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希望这次在北京能把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和云雾一扫而光。”
布什说：“我们感到两国关系非常重要，里根总统也有这种表示，我希望在我离开贵国的时候双方能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倾听着。
这时，布什突然话锋一转，轻松幽默地问到：“你的牛仔帽还在吗？你那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访问时戴牛仔帽，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比任何照片都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的关系。”
作为精明干练的外交家，布什以他聪明灵巧的问话，把一个沉重的话题带到了一个宽松而又美好的氛围之中。这不禁让人回想起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后来被人们称誉为中美关系的“起航”之旅。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早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飞往得克萨斯的首府休斯顿。专机到达埃林顿空军基地后，得到了得克萨斯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州长克莱门茨对邓小平说：“在得克萨斯，你们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们得克萨斯人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好奇心。你们来到这里我们感到高兴。”
得克萨斯是美国养牛最多的州，“西部牛仔”和驯牛驰名世界，这里拍摄过很多好莱坞的著名西部大片。在得克萨斯，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林肯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还亲自坐上航天中心的模拟航天飞机，体验飞行生活。当天晚上，邓小平出席了专门为他举办的具有浓郁美国西部风情的烤肉宴会和马技表演。
宴会和马技表演是在距休斯顿５０英里以外的西蒙顿举行的。当邓小平和戴着灰色牛仔帽的卓琳在宴会结束后来到竞技现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表演开始前，两个骑着白马的女士，把邓小平和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方毅请到观众面前，向他们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邓小平和方毅马上高兴地戴在了头上。接着，邓小平夫妇被邀请坐上一辆１９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两周，向热情欢呼的美国人民挥手致意，赢得了美国观众一片欢呼和掌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邓小平戴上了美国牛仔帽，场外做牛仔帽生意的商店顿时兴隆起来，一些商店的牛仔帽很快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也直线上涨，一顶帽子高达３０美元，也还是供不应求。第二天，邓小平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世界，成为一大新闻。有的媒体评论家说：“邓头戴有美国文化象征的牛仔帽，这在毛的激进派掌权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这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而在邓小平的这次访美行程中，邓小平也会见了布什，还接受了布什个人赠送给他孙儿孙女的两部动物电影影片。
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会谈进入了正题。
布什首先将总统里根的口信告诉邓小平。布什说：“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都希望美中关系能继续下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做任何会使中国政府尴尬的事情。但同时我们还要遵守我们的国内法，尽管这个国内法中国是不接受的，认为它干涉了中国内政。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一难题。”
邓小平说：“《与台湾关系法》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们确实认为它本身就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如果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处理中美关系，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一天，两国关系就不仅有阴影，而且有遭受破坏的危险。现在要寻求一个出路，不要因为这个法而影响中美关系。我想，办法是有的。”
“卡特政府时期，我们曾经多次就《与台湾关系法》提出交涉和抗议。但实际上，你们不仅执行了这个法律，而且还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范围，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和售台武器问题。”
接着，邓小平回顾了１９８０年８月和布什会谈的情况。说：“上次我和副总统谈到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和错误观点。美国有些人认为，中国无足轻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认为只要美国摆一个对苏联强硬的架式，把对苏联强硬作为自己的战略，那么美国无论怎样处理台湾问题，中国都会吞下去。”
说到这里，布什马上插话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美国本届总统的观点。确实不是。”
邓小平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很注意美国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确实希望与美国交朋友，但必须是真正的朋友。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讲了那么多的话，所以，１９８０年８月我们的谈话是并不愉快的。”
布什见邓小平如此坦率，也只好点点头，说：“确实不愉快，但我们能够理解。”
“当然，那时的那些话，并不是对着你说的。”邓小平马上补充说了一句。
这句话多少给了布什一点安慰，紧张的表情又放松了，说：“里根总统过去是发表过很多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言论，但必须看到，现在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了解，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他现在执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比历届总统少，连卡特、蒙代尔等民主党人也向中方表示，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能提出一个停止售台武器的日期。本届政府希望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希望中美关系继续下去，尽力找出解决办法。”
“我们重视行动。”邓小平的语气仍然非常强硬，“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一开始就希望通过布什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云迷雾一扫而光”。但在会谈开始后，双方意见分歧仍然很大。布什当时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向台湾停售武器的时间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今后将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邓小平则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布什的访问为双方谈判的前进提供了可能。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５日达成协议，并于８月１７日共同发表了《八·一七公报》。这次邓小平和布什的单独会谈长达一个小时。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８日，布什第四次访问中国。布什再次会见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这次会见时说，中美关系总的看来是正常的，中间曾有过些风波，通过协商，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两国关系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顺利发展。应该说，布什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副总统的８年里，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
这次访问时，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谈了一些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布什对中国的印象。
邓小平问道：“印象如何？”
布什答道：“北京在交通、新建筑等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化。”
邓小平就非常高兴地给布什说起了国内改革的情况，他说：“主要的变化还要再过三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一年多，再过三四年可以见效。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革命。改革的成功将为中国不仅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一世纪实现长期、稳定、持续、均衡的发展创造条件。”
“那么，请问假如改革成功，三年后看到的明显变化是什么？”布什不失时机地问到。
“改革是一种试验。因为太复杂，也缺乏经验，只能走一步摸索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这样的新事物，人们有某种担心或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改革成功的事实可以消除这种担心和怀疑。”
“那么你对农村改革是否满意呢？”
“农村改革是成功的。‘三中全会’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因为中国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８０％。中国是否稳定，首先要看农村是否稳定。那时人们议论纷纷，对于搞责任制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的人非常担心，改革的第一年差不多有半数的省市没有行动，等到第二年就跟上了。我希望你过一段时间再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访问也好，旅行也好，都可以，欢迎你成为我们中国发展过程的见证人。”
就中美关系，这次会谈，邓小平再次指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如得不到解决，我们两家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发生冲突。同时，双方都认为要增加中美贸易，早日签订协定。
１９８８年底，布什作为美国第４１任总统在准备入主白宫时就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１１月２１日，布什在答复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９日的政策建议时说：“我还没有较多的考虑我们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制度化问题。我们目前几乎完全是从双边关系的背景来关注这一地区。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之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不仅说他希望“回到中国”，而且这种“特殊关系”还表现在他在任副总统期间，接连４年的圣诞节的“平安夜”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渡过的。布什应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邀请，带着祖孙三代和中国人一起过节。
而１９８８年的１２月２２日的晚宴上，布什的身份已经是当选总统。这样的晚宴，在华盛顿这个世界外交中心是难得的，是让美国的欧洲盟国或者东方盟国日本也妒忌的。在这天晚宴上，韩叙告诉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卢卡奇时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布什说：“我是在１９７７年畅游三峡的时候决定竞选总统的。”并表示一定想在邓小平退休前访问北京。
当车队行驶到天安门时，布什突然要司机停车，并走出车来，大笑着和群众握手。布什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的外国政治家。
“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布什作为总统首访北京自然受到保守派的反对。然而１９８８年年初日本天皇裕仁去世，这给布什出访亚洲带来了机遇。１月１１日，已经内定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登门拜访了韩叙，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布什在参加日本天皇的葬礼后访问北京。１月２６日，在布什宣誓就职后的第６天，白宫公开宣布布什将于２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在到达日本后，布什就告诉日本首相竹下登说，这次访问是他１９７５年离开北京后第五次访问中国，对北京他有一种患了“思乡病”的感觉。
２月２５日下午，布什的专机抵达北京。沿途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欢迎群众。当车队行驶到天安门时，布什突然要司机停车，并走出车来，大笑着和群众握手，挥手致意，像久别的朋友一样，大声说：“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们。”并和夫人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当布什在钓鱼台国宾馆见到前来欢迎的李鹏总理夫妇时，布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回来了。”在２６日上午９时开始与李鹏的会谈中，布什就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尊重：“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我夫人结束在北京的任期时，邓小平为我们破例举行的小型宴会的情景，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现在我作为总统来中国，不会忘记当年邓小平给我的礼遇。”
同样，邓小平也十分尊重布什。２月２７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２６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布什时，用了一个罕见的标题———《邓小平会见并宴请老朋友布什》。在邓小平一生的外交活动中，用“老朋友”这样温馨的充满个人色彩的词语来形容他和西方领导人的关系，这还是第一次。对此，布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不只是通常的客套，而是对我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维护这一关系必要性的一种承认。我永远敬佩这位几起几落的领导强人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变化。”
２月２６日中午１１点，邓小平不同寻常地走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门外迎接布什，并对布什说：“由衷地欢迎。感谢你出任美国总统不久就来中国访问。另外，我们俩还是老朋友。”
布什急忙插话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气色这么好。”这时李先念走上前去，一边与布什握手，一边说：“祝贺你当选总统。”布什笑着说：“哦，又一个老朋友。”在让新闻记者拍照时，邓小平又说：“让我们握着手。”
走进大厅会谈开始后，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运动员。这就是你身体好的原因。”
布什说：“我努力坚持锻炼，尽量抽出时间来慢跑。”
邓小平说：“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很有好处。我们有一项共同的体育爱好，就是打桥牌。”
布什赶忙说：“你打得太好了。”
“这还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打过。不过，即使我们一起打桥牌，那也是友谊赛。”邓小平还说，由于是工作访问，所以有关礼仪都简化了，他邀请布什下次再来进行正式访问。
布什说：“非常感谢你对我提出的这个邀请。下次来，我一定找机会到外地走走。”
“但是，我认为你这次工作访问，虽然只有两天，比正式访问还重要。”邓小平说。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既讨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这样的严肃话题，也有朋友间的叙旧。邓小平对布什在发展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再次进行了赞扬，发表了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重要谈话，这一谈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布什也表示：“我向你保证，在我４年的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午宴宴请布什。宴会上，邓小平又向布什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针对美国的一些保守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他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匆匆忙忙地搞下去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不能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观点来判断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是针对美国国内的一些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提出的人权问题而谈的。
在２６日结束的答谢宴会上，布什深情地说：“我们举行得克萨斯烤肉宴的部分原因，是邓主席访问美国时成了得州的一名荣誉公民。我要补充说，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布什力排众议坚持访华，尽管遭遇了国内的一些压力，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布什访华期间，中国政府破例允许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这个１５分钟的采访节目在２６日当晚的黄金时间播出后，反响强烈。布什因此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的外国政治家。
布什在讲话中表示，他之所以在就任总统一个月后就访问中国，是想表明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他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还说，“美国准备多做一些努力促进美中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交流，尽最大力量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
在布什访问之后，中美关系在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出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布什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满，说这些人“总是想搞乱美中关系”，“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两个星期后，布什就突破自己的禁令，决定派遣特使秘访北京。
布什要和邓小平直接通电话。在给邓小平的秘信中称自己亲笔起草的这封信是“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和“一位对你个人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帮助你们伟大国家获得巨大进步怀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在１９８９年，北京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时，美国在事件过程中卷入很深，并带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反华浪潮和制裁中国，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坚决的反对。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布什政府在国会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小心谨慎地在制裁中国和维护中美正常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布什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满。在６月５日的日记中说这些人“总是想搞乱美中关系”，“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迫于压力，布什无奈何宣布了对华制裁措施。但两个星期后，布什就突破自己定下的禁令，决定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秘密访问北京。
而早在６月９日（美国时间６月８日），布什就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了解北京的情况。这一举动是中美１９７２年恢复接触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从未做出的举动。但中国驻美使馆在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于是，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表示希望派自己的特使赴华，来表达他对中国局势的关注以及维护中美关系的愿望。我们不妨看看６月２０日布什亲自起草的这封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曾很想以直接交流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很遗憾，没能实现。首先，我是怀着一种真挚的友情来写信，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美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存在着困难的环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受。
其次，这封信出自一位对你个人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帮助你们伟大国家获得巨大进步怀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
我想起我们上次见面时你告诉我，你基本上已经不再参与你们伟大国家的日常管理。但我也同样记得你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需要和西方维持良好的关系，你对中国被“包围”以及严重伤害过中国的国家担忧，还有你推动中国进步的决心。我写信给你并不是想绕过其他中国领导人，我只是以一位朋友，一位真的“Ｌａｏｐｅｎｇｙｏｕ”（老朋友）来写信。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写信给你，请求你帮助维护这一关系，我们两人都认为它非常重要。我竭力避免让自己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也努力避免看上去像是在教导中国该如何处理它的内部危机。我尊重我们两个社会和两种制度的不同点。
在信中，布什也谈到了西方新闻界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及影响，以及他作为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压力。他说，在美国“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喧嚣之声甚嚣尘上。我已抵制住这一喧嚣之声，并明确表示我不想看到这一由你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关系受到损害。我已向美国人民说明我不想通过经济制裁来让中国人民承受不公平的负担。”
在信的末尾，布什再次表示：“我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忧虑寄出这封信的。我们必须阻止让这一重要的关系继续恶化。请帮助我维持这一关系……我当然希望对此有你个人的答复。这一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不能留给我们下面的机构来处理。”
为了能直接沟通，布什希望邓小平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接待他的特使，并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声明和行动都在他的直接指导和控制之下。布什知道秘密派特使访华是一种冒险。因此他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奴奴看过这封信。
信写好后，６月２１日早晨布什决定亲自征询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意见，看看派特使的建议是否合适。斯考克罗夫特迅速安排了见面时间，但因为华盛顿新闻界探听到这一消息，大批记者涌进白宫，迫使布什取消了这次会见，改由斯考克罗夫特秘密把信交给韩叙大使。
斯考克罗夫特将布什的信件交给韩叙后，说明了布什想以秘密方式直接与邓小平接触沟通。韩叙非常赞赏这个派特使的主意，并表示他完全可以做到。
出乎布什的意料之外，不到２４个小时，邓小平就同意了他的建议。６月３０日早晨５点，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乘坐美国空军Ｃ－１４１运输机秘密离开华盛顿。为掩人耳目，在正式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ＯＫＩＮＡＷＡ），飞机上的美军标志也被去除。当飞机飞临中国上海上空时，没有接到通知的中国防空部队一度紧张，开始瞄准并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幸亏有关方面及时报告给杨尚昆，才避免误会。７月２日早上，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
邓小平开门见山，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立场，也同时表示中国对维护美中关系基本稳定的信念和立场。
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共识，但是保持了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对话渠道的畅通。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国就立即向布什汇报。根据汇报，７月２１日布什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布什的信是这样开头的：
尊敬的邓主任、亲爱的朋友：
我之所以用这样独特的称呼，是因为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把你看做朋友，你也非常愿意把我看做朋友，不管我们之间现在存在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后果。
毫无疑问，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之后的７月３１日和９月２８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先后在巴黎和纽约会晤。接着，１０月２８日，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向尼克松再次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于是，布什决定再次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公开派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作为特使访华。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已经于１１月份完全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两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对邓小平的问候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
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分量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改善中美关系等问题。最后，邓小平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内对中国不利的氛围下，顽强地顶住各种压力，保住了当时中美关系的最后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从而保证了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正常运行，使中美关系在冷战后期有了新的基础。这正如布什在１９９１年６月所说的：“我不愿成为使中美关系倒退的总统。”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财政赤字严重，在１９９２年的总统大选中，布什最终输给了克林顿，成为美国２０世纪第五位连任竞选失败的在职总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后，世界上第二位在国外赢得了战争，在国内却输掉选举的大国政治家。
退休后的布什，继续为中美友好努力奔波，向美国人民强调中国在亚洲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驳斥荒谬的“中国威胁论”，为中美的经贸发展牵线搭桥，成为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１９９６年，布什在北京说，他和夫人芭芭拉在中国的生活是一段独特的经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带着持续至今的、对中国人民长久的情感和友谊返回中国。而且我们也带着对中国文化更好的理解返回中国。要了解中国，就要把它作为一个大国来尊重它。”他觉得当代的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一位退休的中国老人说：“中美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１９９６年８月，一位退休的美国老人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在下一个千年中，也没有一种关系比美中关系对于长久的和平更为重要。”
那就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美国的第４１任总统乔治·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