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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

    昨夜我梦见我的母亲。穿一件莲青粉荷的和服,低着头,发高高的挽起,别着一只银簪,跪坐在玄关上,静静的煮茶,茶香扑鼻。她还涂着薄薄的口红,年纪只有三十上下,这是说那时的我只有三十上下,这是说那时的我只有三、四岁,但在梦里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了,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衰老及疲惫,头发微斑白。梦里我的母亲比我的忙妻更年轻,她看见我,低低的唤:“平岗,还不去洗干净。”我的母亲比我的爱人更纯静。

    然后我梦见家后的小山着了火,漫天漫地的烧着,母亲自此消失。

    母亲其实已经死去三十年了。

    醒来我便决定回日本。我已经离开日本二十多年,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回去,但昨天我接到化验报告:确实我患了晚期乳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治疗也没用,对于一个男人,患乳癌仿佛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但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我侧耳静静想着,仿佛全身都开了美丽的罂粟花。我便决定返回日本。

    生命的哀伤

    我向医院及大学请了一个月的病假,还没得到批准,我便离开了三藩市。

    母亲是在一个很突然的情况下死去的。我父亲是别府由布县一个地主的儿子,念文学。她一生从来没有工作,闲来只饮酒写诗,练得一手好书法。战后家道便开始衰落,变卖的变卖,被家人亲戚骗走的骗走。父亲仍旧饮酒写诗度日,只是一无是处。一夜酒醉跌入河中,不知是否自杀,自此母亲便很沉默,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在煮茶,茶香扑鼻,玄关外是飞扬的雪。她煮茶总是长长的、缓缓的,了无边际。她从来不说话,从黄昏到入夜,她仍在黑夜中煮茶。所以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夹着一点茶香。

    那天她特别兴奋。父亲的一个远方表兄,自东京来到别府,可能会有一点金钱的接济。那天母亲特别穿上一件莲青粉荷的簇新和服,发高高的挽起,别着一只银簪,将大哥平助、我、小妹芳子寄在隔壁大嫂家里,便要到火车站去接这位东京来的亲戚。

    那天下大雪,下午四时便天黑了。

    我们一直不见母亲回来,开始哭闹。闹了老半天,很累,便睡了。醒来很多人声在吵,大嫂告诉我:“你母亲死了。”

    死了。怎样死的,死是怎样的,全都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人告诉你,死了,没了,不再存在了。所有的都完了,我便大哭起来。

    我后来到东京习医,念的是神经科。那年代的东京,经济急剧发展,令我感到十分厌烦,我很渴望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于是在三藩市继续我的学业。

    裕美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来自福岗,我遇见她的时候,她的英语还结结巴巴,因此只与很少数的日本朋友来往。她的父亲是我的解剖科导师,大家是日本人,异地相逢,分外的亲密。

    我喜欢的是裕美的静。一双大眼睛,非常的清澈无暇,不谙世事。

    我与她结婚时,她才十七岁,我比她年长十四年。她穿和服,我穿西黑礼服。迎宾的时候,她换了一套日常的和服,莲青粉荷,我心头一震,何等眼熟。

    婚后我们的生活颇为拮据,裕美必须为人看守小孩,赚取外快,她一直想要一个小孩,但我实习在即,实在无暇多为闲事担忧,故坚决不肯,她便一直泱泱不快。

    结束了自己

    我到医院实习后,上课、诊症、当值、写报告、考试外,还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日本人要在美国社会立足,表现非特别好不可,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所以开了服镇静剂,后实安非他明、吗啡。

    一天午夜裕美突然起来,发觉我在客厅射吗啡针,她便掩脸尖叫起来。她不停的叫,结果邻居报了警。我将她打晕了,然后坐在客厅吸一支烟,等警察来,打发他们走。

    裕美后来离家出走。

    我到她家等她,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医院。她爸爸软了心肠,偷偷地叫她来看我。我见着她便紧紧的拥抱她。

    回到家里,我忽然浑身作痛,很痛很痛,我便开始打她,然后注射吗啡针。

    我如何变成这种人,我也不大清楚。我狠狠的掴了裕美很多巴掌,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记起我母亲那双眼睛。

    我想搬到加拿大蒙地可去。那里或许安静些,我和裕美可以过点新生活。

    我开始申请转移到加拿大去实习,找房子,找钱。这时我遇到赵眉,赵眉是一个中法混血女子,我迷恋的是她一双尖牙以及近乎光头的短发,鼻上戴了一只小钻石,颈旁纹有一朵红玫瑰。

    我开始在赵眉家中过夜。有一次,连续住了三天,期间我们不停的做爱,我们在虚耗生命的过程感到无比尖锐的快乐和痛苦。

    我回到家的时候是黎明。天色非常幽暗。我浑身都非常疲乏,每一步都十分艰难。我也实在挂念裕美,不知有否伤了她的心。我泊好车,房子一片黑暗,想来她已经睡了。

    只是门上了锁。

    我无法进入,只好踢破了门。

    客厅很整齐,茶几上还放了一束冰凉的百合,房间的被褥没动,裕美的白丝睡袍还叠得好好的,一双缎拖鞋正正的排着,象小学生。厨房的灯没关,吊灯散着一团光。我们常在这团光里吃饭,有圣洁安稳的味道。只是洗碗盘里有一只威士忌杯,还有少量的威士忌酒。

    在浴室里我找着了她。她选择了最残酷的方法结束她自己。或许折磨我。

    她穿了我们婚宴迎宾那件莲青粉荷和服,左手还拿着一支尖刀(裕美是左撇子),半蹲半卧的,血泻了一地,微微露出粉白的肠子来。她的眼睛微张,半笑似的,看着我。这是我看过最哀伤的眼神了,很奇怪,这一刹那,我的内心毫不激动。我只是知道我毁掉了我眼前的一切。其实在这一刻,我已经死了。日后的日子不过在摹仿生命。

    我住进了医院。普通人叫这做“精神崩溃”,其实我只是血压低及严重睡眠不足。出院的时候,我发觉我掉了大量头发,变了一个半秃,而且皱纹飞快的爬上我的脸。

    盛放如罂粟

    我对生命非常厌倦。

    我搬到得萨斯州去。好象那边的天地广阔些,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上医院,教一两门医学预科的课,其它时候我都独自一人,驾车到湖边,钓一整天的鱼,闲来坐安乐椅看电视,有时就此睡着。我觉得我愈来愈像一个老人了,虽然我只是三十七岁。

    未几看到我妹妹芳子死亡的消息。她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便想从政。最后加入了社会党,而且开始参与竞选。有时她会寄张宣传单来。她反对兴建核电厂,又反对堕胎,进步与保守,兼而有之。我们一直没有通信,直至一天我在“读卖新闻”看见她被谋杀的消息,相信此宗谋杀有政治动机。

    据报载,枪杀是在她家的客厅发生,子弹从近距离发射,穿过她的腹腔及脑袋。现场没有挣扎痕迹,相信为熟人所做。我在报上看见案发现场。她这个家,我也没有到过,这个女社会党员被谋杀,而她就是我的妹妹,我感到极度陌生。报上这张案发现场照片,见得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大相,一个女子,穿着莲青粉荷和服,带着三个小孩子,在照相馆里整整齐齐的微笑着。这是我家的一张合家照,是在母亲去世前约一年照的。现在妹妹又逝世,照片里的人只剩下大哥和我。来到这个年纪,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了,而后来我身体内的癌细胞美丽盛放如罂粟花。我看着这张报上的照片,忽然流了一身汗。

    这样我又搬回三藩市,是否妹妹的死亡,令我很想跟过往接近些。我没有回日本奔丧,其实我无法想象妹妹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政客,而且会被谋杀。我记忆中的芳子只是一个在田野间在我身后叫我“二哥二哥”的小女孩。不多久,我开始胸口剧痛,腋下有硬块。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很可能是癌症。

    十分痛的时候,我注射吗啡止痛。

    我非常非常的寂寞,我十分渴望死亡。

    所以当我接到报告时,我如释重负。正如我十分亲近的人一样,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能否与他们见面,不得而知,我想我根本不存在。

    我拍一个电报给大哥,告诉我回乡的日期,以及我身体的情况。大哥已经四十五岁,一直留在由布县耕种,并育有五名子女。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所以我在电报上描述了我会穿POLO恤,短裤及行李的式样颜色,怕他把我认不出来。

    从别府坐火车到由布县,风景渐荒凉,火车十分陈旧而细小。我已经布认识东京,但别府就和以前一样,房屋疏落,张目便是稻田,春耕秋收,冬日有雪。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

    人世的巧合

    还没有到达由布县,火车经过一条隧道。在黑暗里我努力记忆大哥的音容,但其实已经无法记忆。

    当然我在车站一望便把他认出来。他的头发已经全秃,而且还一拐一拐,迎上来,叫我:“平岗。”然后替我提行李。我从不知道大哥双腿有碍,后来他解释说,数年前地震,双腿为塌屋子所伤。

    我们的祖屋竟然也没变,只是台阶长满了霉绿的青苔。我儿时所沉迷的一只木头鸟仍搁在几上。几上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电话,十分笨重。墙上还挂着那张全家福照片:“是从芳子家搬回来的。”大哥又略说了芳子的情况,骨灰已经运回由布县安葬。警察来了信,表示谋杀案贞查日久,暂无头绪,档案暂时搁置。

    我与大嫂及众子女寒暄数句,交给他们一点小礼物,感到十分疲倦,便想休息。大嫂为我收拾儿时和大哥分用的房间,棉被居然还是那张银紫千羽鹤锦被面,不过已经褪了色,我陷在半睡半醒之间,依稀听到了母亲唤我:“平岗,不许懒惰,快起来。”醒来只听到寂寂的风声。天色已经阴沉起来,想来快下雨。

    大哥在客厅里煮茶。热水细细的泡着,水气氤氲,外面“哒”的下了大雨。茶泡开了,炒米一粒一粒的浮起来,茶香扑鼻。大哥开始讲母亲死后的事情。他说他就在这客厅看见母亲穿着莲青粉荷和服,跪坐在此煮茶,她年纪很轻,才三十七岁。恰如我的梦境。后来他就请了和尚超渡亡魂,大哥的大女儿当下发了七天的高热,在高热里她梦游,夜半起来切腹,幸得大嫂起来,将她打昏,醒来大女儿忽然大哭。我当下一算,此时正是裕美逝世之时。

    人世的巧合如此,我不觉诡异,只是隐隐觉得凄凉。

    芳子年前曾经回家小住,她刚刚离婚,精神非常疲弱,每天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与大哥大嫂同桌吃饭,经常一语不发,眼泪垂进饭粒里面去。离婚后她才重新工作,很快便在政坛与议员混得极熟。大哥在她被杀前曾到东京看她,她脸无人色,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仍然吃镇静剂度日。大哥劝她退休,芳子便发了一顿大脾气,将大哥赶了回来。后来又打电话来道歉。不久大哥接到她被杀的消息,他到东京一趟,认了尸。据大哥说,妹妹脸孔浮肿,看起来比较丰满,神情很宁静,象睡觉,遗容竟比生前好看。探脚进坟墓

    雨慢慢的停了,篷前犹单单调调的滴着水,夜色渐浓,大哥并没有去开灯。我们就在黑暗里对坐,大哥非常缓慢地讲述家乡里诸种事情,茶已经渐渐冷了。四周一点一点的静下来,到最后,回到犹在天地初开,没有光,没有生命,什么也没有,只有大哥遥远的声音,平板而空洞地,叙述着,谁家生,谁家死。

    大哥翌日很早便下了田。我到田里找他,太阳高而毒,我戴了草帽,又戴了黑眼镜。

    我们在树下休息。大哥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拉着我便走。二人爬到小山坡上,山腰高高低低的竖了几个墓。其中一个是芳子,另一个是母亲,大哥着我行礼,我也就恭恭敬敬的弯了身。大哥又着我往山上走,没多远,有两个挖空的墓,都长了草,草长及腰,大哥很高兴的指着坟地,道:“还不错吧?一个给你,一个给我。你好歹拣一个。”我探足入坟,坟挖得十分深,远眺看见我家及后园飞扬的衣服。大哥又问我,何日再回来。

    其实他和我都知道,再回来,我便要葬在其中一个洞里面:我便拣了较小的一个,因为我身材比大哥略为瘦削。他又问我何不回来由布县小住,我苦笑道:“三藩市的医院里熟人多些。”我在医院过了大半生,因此想在医院结束生命。大哥亦不勉强,就坐在坟墓旁吸一枚卷烟。

    此时稻田正绿,生命仿佛广阔无尽。我虽不眷恋生命,但与眼前的一切格格不入,我感到了难以言喻排遣的哀伤。因此也与大哥,默默地吸一枝卷烟。

    黄昏我再到田里找大哥。他看见我十分兴奋,立刻着大女儿回家拿照相机,边跟我讲去年九月落雹的奇事。照相机拿来,大哥忽然拉着我的手,立在稻田前,叫大女儿为我们拍一幅照片。他这样拖着我,就像我仍是三、四岁,在田野间,与八、九岁的他,亲亲热热的拍一张兄弟照,但我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了,而且我已经探脚进入我的坟墓。

    大哥一直没有提及我的病,但晚上吃饭时大哥非常沉默,我想回到东京,顺便到北海道走走,决定明日启程。大哥没答应我,忽然放下碗筷,走到院子外。

    当夜的月色很明亮,我彻夜不眠。

    黎明我朦胧睡去,醒来已近中午。小孩俱上学,大哥下了田,只有大嫂在抹地。我收拾简单的行李,原想到田里向大哥告别,不过火车快要到站,我亦想避免无谓的伤感,只对大嫂交代几句,便提着行李走了。觉得很疲倦

    这天略有一点雾,天气阴凉。火车来了,我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人生旅程,回了乡。

    我坐在窗旁等火车开动,远远见得一人,一拐一拐的向月台跑来。我眼里一热,挥手招他:“大哥。”他拿着一个大包包。我不禁紧紧握着他的手。大概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见。火车开动了,大哥放开了我,远远的喝道:“平岗!要戒烟、早睡、好好的死!”他再说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汽笛真是吵。

    打开包包,里面是一套和服、一双白袜、两条内裤、两件白内衣、一双木屐以及一只小木鸟,那是我儿时沉迷的玩具。我紧紧握着小木鸟,包包在我膝上很重。其实这都是身外物,我也用不着它们了。

    火车进入了隧道。黑暗中我想起大哥的脸:八、九岁的,十五岁的,二十五岁的,现在的。他的音容此时如此清晰,此时我才觉得,他和母亲如此相象。

    我开始觉得很疲倦,四肢乏力,眼睛再也睁不开来。裕美沉默而悲伤的看着我。我的妹妹的脑袋被子弹打得稀烂。母亲在黑暗里煮茶。大哥在田野里拉着我的手,偷偷的收藏我的小木鸟。三藩市、德萨斯、动静,医院的长廊及清洁的药味。我的白袍,一生如此掠过。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玩得十分疲累,在火车经过隧道时打了一个盹。我梦见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身上长满了癌细胞。我梦见我即将死亡。过了隧道后我会回到我的家,我的母亲穿着莲青粉荷的和服在煮茶,妹妹芳子叫我“二哥二哥”,然后大哥会还我那令我十分沉迷的小木鸟。

    我会发觉我原来是一只蝴蝶,很偶然的,经过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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