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时期文学”
1988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
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为羞赧。他那时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时许多好心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学”，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十年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右派”的错划尚未改正，许许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仍然强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都会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当时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电影票(后来林斤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也不希求恩赐。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从林斤澜那里去约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似，她最后传达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去张贴诗词，后来所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也无法进入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浪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