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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着:“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做“他詹姨”的,是一位48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煳的气味,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儿辣椒末、洒一点儿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愣。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①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着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着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像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词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词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像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惟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对象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擀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着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着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

    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着孙女小莲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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