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各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於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自录一本，绛恐遭劫火，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幸免灰烬。去年余大病，绛亦积劳成疾，衰弊馀生，而或欲以余流传篇什印为一书牟薄利者。绛谓余曰：“与君皆如风烛草露，宜自定诗集，俾免欲本传讹。”因助余选定推敲，并力疾手写。余笑谓：他年必有搜集弃馀，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於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
一九九四年一月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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