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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洗浴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地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得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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