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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 第五部分 第162节 犹太教的全部教义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和娜塔丽都收到了我们的放逐通知。我们将于十月二十八日随同第十一批被遣送的人离开此地。去请求照顾,那根本没用。列入十月份这几批的人,谁也不能豁免。

    特莱西恩施塔特已呈现出一片荒凉可怕景象。留下来的也许只有一万二千人。自从电影停拍以来,还不到一个月,火车已经运走了差不多二万人,都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你如果年纪更大,还可以苟安一个时期,除非是像我这样得罪了当局的。至于那些年轻力壮,有本领和长相好的,他们都已经走了。在原来拥挤和热闹的犹太区里,剩下来的那些老人都在几乎是空荡荡的街上踅来踅去,挨冻受饿,提心吊胆。镇里的公共设施都已被破坏。再没有地方供应热的饮食,连从前那些可怜的残羹剩菜都吃不到了。厨师一个都没有了。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没人去清除它们。在空洞的营房里,弃下的衣服、书籍、地毡、照片扔得满地都是。没人去打扫,更没人想到要去偷窃。医院都空了,因为所有的病人都被遣送走了。每个地方都是人走空后那种腐朽霉烂的气味。

    那一次美化运动的骗人玩意儿——奇怪的路标、店铺的橱窗、音乐台、咖啡馆、幼儿园——一切都在萧索的天气里颓坏:颜色黯淡了,油漆剥落了。虽然已经三令五申,要严厉处罚,但是那些老人仍旧偷窃这些波将金建筑物的木板,把它们用来当柴烧。现在听不到音乐了。儿童几乎没一个留下,除了那些父母是异族通婚的,是退伍军人、市政官员或“知名人士”的子女。但是,这一次第十一批遣送,要送走的人多达二千名以上,就像一把镰刀砍进了这些受特殊照顾的阶层。这一批走的人当中,包括很多儿童。

    我是因为拒绝合作而得罪了当局的。来接替九月下旬神秘失踪的那个可怜虫爱泼斯坦的新任高级长老,是维也纳的一位默梅尔斯坦博士,他以前曾当过拉比和大学讲师。这位长老指定我做他的主要助手,我明知道这是党卫军的授意。其用意无非是:如果战事突然结束,他们就可以再装饰一次门面。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定是在这样打算:对他们来说,如果让一个美籍犹太人在这里担任高级职员,去欢迎那些战胜者,这样面子上就会好看些。然而,现在看来,战事并不会很快就结束。东线和西线都好像要相持过这个冬天,在今后的许多月内德国人的罪行还要变本加厉,也许只会有增无减,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犯罪的机会了。

    接连着几小时,默梅尔斯坦试图说服我,一直唠叨不休地说恭维话,讲大道理。为了打断他的话,我就说准备考虑这件事。那天晚上娜塔丽的反应和我一样。我向她指出,如果我因为拒绝了这件事而被遣送,她大概会和我走同一条路。“你瞧着办吧,”她说,“但是,可别为了我的原故去接受这一件事。”

    第二天去向默梅尔斯坦作出答复,这时我又得耐着性子去听他说那一套废话,他最后向我恫吓、咆哮、哀求,甚至真的流下了泪。毫无疑问,他害怕传达我的拒绝,害怕招恼了他的主子。我不妨在最后这几页日记中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特点,以及他的想法。他代表了一个类型的人。欧洲各地肯定都有默梅尔斯坦这类人物。说得简单点儿,他的想法是:如果让德国人来直接监督我们,那他们要远比犹太管事们凶横残暴,不会像犹太人这样愿意充当一种缓冲力量,代为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他们在推延时限、说项求情、回避什么事情时,都尽让德国人向他们出气,同时忍受着犹太人对他们表示的仇恨和轻蔑;他们不停地做工作,要减轻大伙的苦难,把一些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我反驳他说,虽然从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是这种情形,但如今的工作人员都只管组织遣送工作,把一些人送了走,而我却不愿插手这一类的事。我不去提到:这种工作人员指定犹太同胞去送死,只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至少是为了要推迟自己的末日。伊壁鸠鲁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方式去应付它。我并不责怪默梅尔斯坦。他说,如果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再不去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不去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那情形就会变得更糟,他这话听来也有一些道理。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我拒绝他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会吃到苦头,然而我决不迁就。

    他说那些奉承我的话时,还请我看在两人同是学者的份上。我们研究的学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的是古犹太史。我听过他在这儿犹太区里讲学,但认为他的学问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引证了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的事迹,竭力为自己辩解;犹太人都恨这个约瑟夫斯,虽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他的同胞谋福利,但是他们都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奸细和工具。历史对约瑟夫斯的评价最多也只是毁誉参半。像默梅尔斯坦这类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像党卫军发怒时那样使我至今心有余悸,先是横眉瞪眼,板着脸警告我,但后来又失声痛哭。他并不是在演戏(否则他倒是很会表演的),因为他真的泪如泉涌。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不禁痛哭流涕。他在犹太区内几乎最敬重我。在战争这一阶段里,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最有能力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为大家做一些好事。为了要我回心转意,不至于去小堡,他不惜向我下跪,劝我和他共同担负他那可怕的责任。他再也没法单独承担那件事情了。

    我对他说,这件事必须由他勉为其难,万一我本人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准备拼着自己这个衰弱的身体忍受了下去。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了,让他去摇晃着脑袋,拭干眼泪。那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接连着几天,我一直捏着一把汗。我一点儿也没变得比以前更勇敢,然而确实有一些事要比痛苦更坏,比死亡更可怕;再说,一经落在德国人手里,除非有来自外界的救援,否则一个犹太人到后来反正是逃不了痛苦与死亡。那么,他还是索性独行其是的好。

    此后我没再听到什么消息,可是今天大难临头了。我相信,这件事也不能怪默梅尔斯坦。当然,是他签署的命令,正像他签署所有其他被遣送的人的命令一样。但是,事实上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党卫军开的名单上了。他们既然不能再利用我,又不愿强迫我去做什么事,像上次招待红十字会的参观那样,他们就准备干掉我。除非是他们能够把我拉到他们一边,做他们的工具,也就是充当帮凶之类,否则美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要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俄国人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

    通知单是早晨发下来的,那时候娜塔丽刚要去云母工厂。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多少早在我们俩意料之中。我提议去找默梅尔斯坦,就说我已经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向她指出,她还需要为她儿子活下去,我们虽然已经好几个月没获得他的消息(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被切断),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他是平安无事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漫长的恶梦做醒了,如果居然还能够活着的话,她会找到他的。

    她紧张中微露出恐惧,忧郁地说(我要在收藏起这几页手稿之前,先把这一次简短的交谈记下来):“我不愿意,你为了要保护我,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走。”

    “娜塔丽,我原来对默梅尔斯坦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咱们知道,遣送的人总是要走的。”

    “可是,那不是由你经手办的。”

    我感动了。我说:“Ye-horegv’elya-harog。”

    她向我和其他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了一些希伯来语,但是懂的并不多。她迷惑不解地朝我望着。我解释道:“这是引的犹太教法典里的句子。有三件事是犹太人在强迫下宁死也不能做的,刚才说的是其中的一件事。宁可被人杀,也不可杀人。”

    “我管这个叫普通准则。”

    “按照希勒尔的说法,犹太教的全部教义都是普通准则。”

    “还有两件犹太人宁死也不能做的事呢?”

    “礼拜伪神,与人通奸。”

    她若有所思,然后像蒙娜-丽莎那样向我笑了笑,就到云母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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