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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36节

    (35)

    生活中有些事,虽然事后看来都是阴谋诡计,但当时并不让人起疑;或许本来就只是凑巧,不是什么阴谋诡计,圈套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不是当初设下的,也未可知。

    杨红是王姐用自行车带到人工湖边去会周宁的。杨红本来自己有自行车,不过那天王姐坚持要带杨红去,杨红也不想给周宁留下一个“杨红飞车会周宁”的印象,就让王姐把自己带去了,显得矜持一点。

    王姐是严格按照当时的约会礼节做的,女方绝不可以比男方早到,所以等王姐把杨红带到湖边的时候,周宁已经坐在石头凳子上抽烟了。看到王姐带杨红过来,急忙扔了烟,站起来迎接。王姐说声“你们都认识的,不用我介绍了”,又聊两句,就匆匆离去了。

    周宁仿佛也懂约会条例,知道自己有维持谈话的责任,就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闲话,不知怎么就扯到人的名字上来了,周宁就极力夸赞杨红这个名字好,好听,又好叫。

    杨红倒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周宁讨好得有点过分了,就说:“叫‘红’的人太多了,搞不好就同名同姓。你的名字起得不错,没落这个俗套,看来你父母很有水平。”

    周宁就呵呵一笑,说:“我父母都是大老粗,有什么水平?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我以前叫周奋钢。”

    杨红听到“周粪缸”几个字,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别开玩笑了,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么一个名字的?”

    周宁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我父母。”然后周宁就把他改名的故事讲给杨红听。

    原来周宁生下来并不叫周宁,父母跟他起的大名叫周奋钢。“奋”字是他的派,是不知哪一辈老祖宗选好了的,到了他这一代一定要用在名字里的,而且一定要用在中间。这个“钢”呢,是父亲选的。周宁的父亲曾在矿山干过,家里几个儿子的名就都带个金属,“钢”啊,“铁”啊,什么的。也不是父母没把这“奋”和“钢”连起来琢磨过,儿子的名字嘛,父母是想破了头也要想出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的。问题是在周宁老家,粪不象别处的粪那么文雅,他们那里的粪粗野一些,只算个“屎”,而且待遇也差些,不用缸盛,只挖一个坑装着就行了,所以周宁老家只有“屎坑”,没有“粪缸”。

    在周家冲的时候,虽然老师也号称是普通话教学,但也就是把声调变了一下,发音还照当地话发,所以也没人意识到奋钢就是“屎坑”。一直到周宁搬到银马镇了,那里的老师到底是大地方的老师,水平高多了,学生也毕竟是大地方的学生,知道奋钢在普通话里就是“屎坑”,就有同学围着周宁“粪缸”“屎坑”地叫。

    周宁跟人打了几架后,才明白为什么别人管自己叫“屎坑”。又打了几架,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己能力有限,打遍银马镇也封不住别人的嘴,治标不如治本,所以就闹着要改名。最后请学校语文老师帮忙选了一个名,跑到镇上派出所把名改了。周宁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为他选这个“宁”字,可能是希望新名字象个紧箍咒一样,把调皮捣蛋、扯皮拉筋的周粪缸给镇住。

    周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但杨红听着,却一路忍不住格格地笑,想不银铃般都不行。心想,这个人挺好玩的,如果是别人,肯定不愿把“周粪缸”的事讲出来,谁愿意屎不臭挑起来臭?不过他这样大大方方地讲了,自己不但没有产生坏印象,反而觉得他诚实,生出几分好感。

    两个人扯了一会闲话,杨红就起身要走,不想给周宁一个恋恋不舍的印象。周宁也不挽留,只站起来,说:“我送你,我自行车都借好了。”说罢,就把自行车推过来,两腿叉在横杆上,说“上来吧”。

    杨红真是受宠若惊,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唯一用自行车带过她的男孩是她哥哥,而且也不是象坐出租车一样,司机等你上车了才起步,都是哥哥只顾骑他的,而杨红在后面跟着颠颠簸簸地跑出十几米,猛地一跳,才能跳上去。杨红见周宁已经把架势都端好了,又想到自己没骑车来,也不好拒绝,就有几分害羞,也有几分激动,战战兢兢地坐上去,也不敢碰周宁,只用手抓住车座椅下面的铁杆。

    哪知周宁刚一启动,车就往右一倒,杨红仰面掉下车来,姿势肯定是不雅观的了。杨红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同周宁见面就搞得这么狼狈,又恼又羞,几乎要哭了。那边周宁也吓了一跳,赶紧把车一丢,上前来扶杨红,一边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没带过女生”,一边帮杨红拍背上的泥土,又抓过杨红的手,看有没有摔破。结果还真的破了一点皮,虽然杨红一再说不要紧,不要紧,但周宁坚持要送杨红去医务室,杨红也怕地上不干净,会得破伤风,只好跟周宁去医务室。周宁一路小心骑车,时不时地往后伸过手来,碰碰杨红。杨红问他干什么,周宁说:看看你在不在车上,怕又把你摔下去了。说得杨红竟然有些感动起来。

    晚上躺在床上,杨红对经人介绍一节还有点耿耿于怀,心想,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再说,自己对周宁差不多都没什么印象,如果喜欢他,在一起同学三年应该早就喜欢上了。但回想起刚才见面的细节,背也被他拍了,手也被他抓了,医务室的人也看到他们俩在一块了,又莫明其妙地感到好像跟周宁已经走得很近了。於是又想起刚才见了面,周宁也没提喜欢她的事,也没说要不要继续接触,知道多半是不会有下文了,心里居然有一点落寞的感觉。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刚过八点,杨红就被敲门声吵醒了。同寝室的姐妹都开始抱怨:“是谁呀?不是讲好星期天不准任何人的男朋友打早饭的吗?”

    杨红赶紧起床去开门,她倒没想过会是周宁,她没叫周宁为她打饭,也没把碗给周宁。只不过是她的床离门近,一般别人不愿起来开门,都是她去开。她眼镜都没带,披头散发的,就把门拉开一个小缝,赫然看见周宁站在那里,一手端碗稀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花卷,见开门的正是杨红,就说:“我帮你把早饭打来了,买了个花卷,不知你爱不爱吃,你不爱吃我去换个馒头。用的是我的碗,洗了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心想,连接触接触都还没定呢,怎么一下就连跳几级,履行起男朋友职责来了?她急忙把稀饭和花卷接过来,说声“谢谢”,一头钻回寝室。

    同寝室的女生都醒了,见杨红端进来稀饭花卷,七嘴八舌地议论: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新人,难怪不知道本室的规矩。”

    “杨红,你男朋友追得好紧啊!”

    杨红听了,也很开心,也不声明说那不是我的男朋友,最多只是我的“接触接触”。她拿了漱洗的东西,到水房去,准备弄停当了好吃早饭。结果走到水房附近,看见周宁还没走,站在走廊的窗户旁边抽烟。杨红脱口而出:“怎么你还没走?”

    周宁摸出两张电影票:“我买了电影票了,十点的,车也借好了。你去漱洗,我在这等你。”那神态就象是杨红托他买票的一样。

    杨红看惯了追求者躲躲闪闪,仓皇逃窜的样子,突然遇到一个过分自信的,反而乱了阵脚,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一边后悔让他看到自己头不梳,脸不洗的样子,一边红着脸进水房去了。

    周宁就耐心地站在那里抽烟,想必那周宁也是个知名人士,杨红听见不时地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周宁,你怎么站在这里?”

    “等杨红一起去看电影。”

    那句话放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里,其功效不亚于日今在地方小报上打一个订婚启事。

    其说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悲叹自己的追求者这么经不起风雨。她回了个信,说自己已把他的信烧掉了,暗中却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小红木箱子里,上面用红绳子结成一个千千结。她知道撒这个谎很卑鄙,但她真的很舍不得烧掉那些信,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第一批情书,后来又发现其实是唯一的一批情书。

    结婚后,她也没把箱子里的东西给周宁看,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周宁有一天去打牌被人告知这两天风声紧,派出所正在四处抓赌,牌桌上和打牌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达到300元的就要进派出所,所以只好扫兴而归。那天正好杨红跟毛姐出去逛街去了,周宁就想起那个他觊觎良久的小红木箱子,有点心痒痒的,心想,婚都结了,妻子还有什么秘密丈夫看不得?就擅自用剪子剪断那个千千结,打开那个小红木箱子,战战兢兢地拿出一封信,看完了,也没搞懂是谁写给谁的,或者中心是什么。信里都是些“今天考了英语”“学校的理科大楼修好了”之类的流水帐。连看三、四封,都是一个风格,也懒得再看,心想:“我还以为是旧情人写的情书,一场虚惊”。就把信随手一丢,自顾自地看电视去了。

    晚上杨红回来,看见自己的情书箱子被周宁打开,就责问他:“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允许就开我的箱子?”

    周宁说:“夫妻只间还保个什么秘?更何况又不是什么情书,还珍藏在那里,搞得我疑神疑鬼。”

    杨红忘了周宁的错误是窥探隐私,反而为“是不是情书”生起气来:“为什么不是情书?照你说,什么样的才算情书?”

    “情书,情书,总要有个情字吧?那些流水帐,也算情书?不是看有几封信字迹不同,我还以为都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咧。”

    杨红仿佛被他点了死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在那里哀哀地哭。她想起那些电视或小说里面,做妻子的被丈夫发现了旧情人的情书,在那里把那些卿卿我我的东西当作罪状大声宣读,杨红对那妻子羡慕之极:就算她丈夫等一会就要把她大卸八块,至少她曾经被人热烈地爱过,还有几封让丈夫大发雷霆的情书。不象自己,唯一的情书还被周宁诬蔑为自己写给自己的。

    周宁开始还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会乱开你的箱子了,后来觉察出来杨红不是为这哭,就对她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讲一个笑话你听。有一次,我们寝室被盗了,我们的衣物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就去学校公安处报了案。过了几天,公安处通知我们去领回部分衣物,说这是那些盗贼在逃跑路上,为轻装上阵,去粗取精,丢弃在那里的,你们把自己的领回去吧。我们都在为衣物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只有高大强一个人拿着他那件不知穿了几代人的旧皮夹克,委屈地大喊一声:这些强盗真是瞎了眼了,连我这件真皮的衣服都不要!”

    (36)

    有愤世嫉俗者分析忠贞不二的成因时说: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移情别恋的天性,一个人最终能够忠贞不二,一是因为具备忠贞不二的先决条件:女人生得丑,男人生得穷。但这一条不能保证一个人就能忠贞不二,因为各花入各眼,张三认为丑的,李四认为不丑。而男人呢?正因为穷,无钱娶一个长期的,反而要今天王五、明天赵六地花小钱、买短欢。忠贞不二的人之所以忠贞不二,靠的是社会的栽培,道德的约束,良心的谴责,舆论的赞助,浪荡子的失职,多情女的疏忽。一句话,移情别恋不光是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还有一个客观上可不可能的问题。

    杨红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浑说的人,不过她也察觉到,虽然她和周宁两人之间还没交换一句“我爱你”,但自从她和周宁成双成对的让人看见后,就再也没人追求她或为她撮合了。男生个个都是“尖头鳗”,不要说是已有国界的领土,就是别的男人臆想当中的领土,他们也是不会去侵犯的,尊重他国领土主权的态度之极端,连中国政府都要自愧莫如。

    校园的正统牌迷们出於对周宁的拥戴,都说周杨配是真正的“男牌女貌”,不可多得。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也恨恨地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也没有一位“尖头鳗”头尖到愿意出手相助、把这朵鲜花从牛粪上拔出来的地步。周宁身边那些激进兄弟党的家伙,还管杨红叫“嫂子”,被周宁一巴掌劈醒后才改称“未婚嫂”。

    而女生呢,头就不那么尖了,对已划分出来的国界,也不如男生那么尊重,时不时地爱打几个擦边球,而杨红就时不时地得为保护领土完整而战斗。周宁虽然已经成了她的男朋友,还有女孩愿意借饭票给他,杨红只好把自己的饭票跟周宁的合二为一,反正都是周宁去打饭的。班上组织出去旅游时,周宁因为没钱,准备不去,也有女生愿意帮他付钱,搞得杨红只好率先帮他付了。

    有很多时候,对一个人的爱是在与情敌竞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是因为竞争成功带来喜悦,二是因为有人在那里竞争,说明被竞争的对象还有其它人欣赏,价值倍增。好像被拍卖的画一样,本来不觉得那幅画有什么了不起,但因为有好多人竟相提价,你也会水涨船高地跟着叫价,最后那幅画的价值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定要买到手了。

    杨红自己从来没觉得周宁长得潇洒、有吸引力,象当时所有的纯情少女一样,杨红看男人,是把他们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来看的,用的是仰视的角度,只看到他们头上的光环—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她们也往往能造一个出来,戴在他头上。正因为女孩把男孩当神来看,所以她们想到自己的男朋友时,主要是想他的品质、才华,最好是无所不能,至少是不能有食人间烟火后绝对会产生的副作用。一个女孩如果听到自己的恋人有除了呼吸以外的任何一种排气声,肯定是要吓得一惊、象看怪物一样地看他的。好在周宁直觉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晚上与杨红有约会,白天就坚决不买食堂里的土豆烧土豆。

    杨红想到周宁的外貌的时候,只有一个评价:还好,不是太矮。她不喜欢太矮的男生,因为她老家的风俗,婚礼那天,新娘是由新郎抱着跨过门槛的。杨红担心找一个太矮的男孩,会抱不动她,要么会抱得龇牙咧嘴的,要么自己只好像妈妈班上的喜儿一样,小女婿一招手,就自己跑进新房去,兆头不好还在其次,主要是太滑稽。男人长得英俊不英俊没什么,关键是不能长得滑稽。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或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都有人爱,但一个滑稽的男人?至少杨红觉得自己会爱不起来。

    令杨红不解的是,周宁在别的女人眼里,似乎还挺有吸引力。走到外面,总有一些女人愿意跟他多说两句话,尽管杨红就在旁边,那些女人仿佛都看不出周宁已是名草有主。在餐馆去吃饭,端盘子的小姐会说些与菜单不相关的话,和颜悦色地问周宁是哪里人,学他的家乡话,又说他长得象周华健。在公园照相,摄影的妇人会利用职业之便,暧昧地捧着周宁的头,往左扳扳,往右扳扳,老半天照不完。

    周宁呢,态度之亲切自然,叫你不愿说他是“堆出一脸笑容”,只能说是“漾开一脸笑容”。周宁就在那里轻言细语地回答,孩童般地发问:“真的吗?我还不知道呢。”搞得杨红想发作又没有把柄。当然事后杨红还是会忍不住带点开玩笑的口气说说:“看你刚才那个打情骂俏的样子!”

    周宁不经意地说:“我打情骂悄了吗?不觉得啊。”

    “你不觉得就更糟,说明那是你真情流露。”

    杨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心眼,从小到大,自己对人都是很宽宏大量的。现在对别人仍是如此,唯独对周宁,就小鸡肚肠。可能每个女孩都是有小心眼的,对外人越是大方的,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小心眼。对其它事情越不在乎的,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在乎。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在乎的,心眼就越小,不光要限制他的言论自由,连他的目光自由、思想自由也想限制起来。

    思想自由不好限制,就采取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方法,先引诱你大鸣大放,等你把思想变成语言,再罗织罪名,把你打成右派。杨红会故意问周宁对某个女同学的看法。刚开始,周宁还说说“张玲玲啊?长得还不错,舞也跳得好”之类,被杨红判了几回罪之后,周宁对杨红以外的女孩一律只用贬义词,哪个词恶毒用哪个:“胸平得象飞机场”或者“屁股大得象磨盘”。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红总是责问他:“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到别人的那些地方去了呢?”

    周宁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照说男人通常都比女人高,按照眼睛平视的道理,应该只看到女孩的头部,或者更高一点,从女孩头顶看飘了。男人看飘了的时候还是挺多的,一般就看到女孩身后的别的女孩那里去了。但他们的眼有如一副广角镜,什么角度什么方位都看得见,聚焦点却都在三围上,只怪女人把那几个地方整得太突出了。

    有人说这种引蛇出洞的战略是女人的特点,并由此推断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由幕后的女人发动的。其实引蛇出洞是人甚至动物天生就有的本事。男人也一样会引蛇出洞,先是花言巧语地勾女孩上床,上过了,上够了,再说一句:“你这样的女人,既能这样轻易地与我上床,必然也能轻易地同别人上床。”你说这是阴谋,他说这是阳谋:你心里不想出洞,我引你你也不会出洞。

    周宁当然知道不能说是无意看到了女人的三围,那样说,杨红肯定会说他习惯成自然;说是有意的,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所以周宁象那些被反右吓破了胆的人一样,一般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醋吃多了,杨红也很难为情,但想好了不吃,到时候又吃了。有一天杨红一时兴起,胡诌了一首词漫画周宁也漫画自己:

    君为男儿岂两样?

    闲暇处,常是为花忙。

    百色佳人皆搭腔:摄影女,卖酒娘。

    每遇质询自能当,

    豪言处,无缘见衷肠。

    绝知日后恩爱图:

    满桌席,尽醋香。

    周宁看是唐诗宋词的模样,也古典起来,喝个彩:“端的好诗!谁个写的?”

    杨红逗他:“不是苏轼就是苏东坡。”

    周宁又看一遍,说:“我书读少了,这苏轼苏东坡两父子,我一直都没有分清楚谁是谁。”

    到后来,周宁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有时走在路上,杨红故意问周宁:“你觉得刚走过去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怎么样?”

    周宁就在当街站住了,转来转去地找寻一番,然后恳切地问:“哪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我刚才怎么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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