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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偏安亡齐 第六节 战国之世而能偏安忘战 异数也

    齐国的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碎,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则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奇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万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对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连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大节,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完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臣无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子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性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南城(齐楚交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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