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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奶奶的星星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象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儿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嘛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象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摸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儿。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儿”。

    一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一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奶奶一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一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勾,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你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下,说。

    “该孩子,胡说什么哪?”奶奶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嘛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奶奶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一奶奶干嘛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一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手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儿,就象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受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

    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颗梨树和三颗海棠树。

    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一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几个谜语。

    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一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根去这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奶奶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

    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的,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饼干,一人两三块。

    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浪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象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人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

    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

    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口人,受这份累干么?”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

    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悉悉憟憟的响。奶奶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踏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那您给我包一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奶奶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包了一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象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象。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时候,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唧唧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楞着耳朵,一声不响。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妈妈对奶奶说。

    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

    奶奶倒象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后来,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

    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一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奶奶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一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

    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

    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象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

    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

    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

    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有这样一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

    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

    ‘嘘——,小点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

    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

    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象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一个大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一个女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

    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

    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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