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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的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表示抓得好。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方;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可以利用马疤子牵制H系,那么好吧,H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下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嘎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师长!三爷!他二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蹦蹦蹦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嘴湾才投降的呀!你要作主呀!”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有一个婆娘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劈面一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呵。你还人来!还人来呵——”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的衣襟已经撕破,手上已经被对方抓出了两道血痕。

    马慢慢才听明白。在他去上面开会的这一阵,县里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计划更大的暴动,不料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暴动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政府通知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泪还是一涌而下。他朝满屋的女人—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你们,兄弟对不起你们。”他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的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也就是马文杰平时随处丢在床上、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或茅房里的散钱。他习惯了把钱随手乱丢,幸亏婆娘跟在他屁股后头一一收捡。两口子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来客送回去。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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