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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奥秘(十则)

    东北人喜欢用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来称呼人。这本来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东北尽管工业化的程度是全国各省区最高的,却还是愿意这样称呼。你一下火车,就会被热情地包围住:“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馅饼大米粥都是热乎的,刚下火车怪累的!”说得你似乎真到了亲戚家里,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东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志、公民,也不是处长、经理、教授、导演,而是大叔、大爷、老姑父、大妹子。这与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有关,东北人永远怀恋中原,所以血缘意识体现在语言层面。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业状况的社会学专家介绍说,各地的妓女招揽生意的语言各具特色。广东的妓女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高一些,经常故作含蓄地说:“先生,你不寂寞吗?”北京的妓女喜欢表现潇洒,说话的态度仿佛是对着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儿吗?”东北的妓女则直奔主题,张口就说:“大哥,咱性交呗。”吓得许多男人终生阳痿。

    现在的体育解说员口误百出。一天听电视里的足球解说员流利地说道:“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不禁万分惊奇,原来守门员还负责吹哨,比赛的结束时间也要由他决定,真是匪夷所思。

    几年前去王府井买书,听见喇叭里反复播送道:“努力建设文明卫生的首都市容,坚决执行北京市政府关于随地吐痰的决定!”我望望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流,没一个执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东城区开会,在一条胡同里看见一条标语:“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坚决与溜门撬锁的犯罪行为做斗争!”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可就是不知沸腾起来之后怎么办。

    一次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火车到达终点时,广播里嘱咐旅客说:“等火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请大家带好行李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别人的东西。”我连忙四下看了看,发现没啥可拿的,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韩国首都汉城著名的购物中心南大门市场写着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大欢迎!”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严肃地对韩国朋友说,写这个标语的商人是在损害韩国的民族尊严。

    小时候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把“小别重逢梁山伯”听成“小兵冲锋梁山泊”。后来读王安忆的小说,才知道她也是这么听的。王安忆是上海人,跟我这个哈尔滨人听得一样,可见任何一句话,人都是喜欢向简单有趣的方面去了解。

    有一段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片段改编的快板书叫做《劫刑车》,是写双枪老太婆劫车救江姐、处决甫志高的故事,最后一句是:“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车!”这句话有点绕嘴,因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叠韵,更麻烦的是“叛徒”和“太婆”声调一致。所以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课间向同学卖弄,一个不小心便说成了:“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车!”说得铿锵有力,神采飞扬。结果一个同学马上向老师告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罪状”,说我故意进行“反革命”宣传。不过老师是最喜欢我的,指着那个同学说:“去去去,你再瞎说,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谣。”那个同学知道我的势力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反革命”这个罪名,并不是看你到底干了什么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谁的立场上。

    197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政治课考试要求默写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有一句:“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班有个名叫栗荣亮的同学,父母离婚,学习很差,“还”字忘了写偏旁,写成了“不”字。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学校工宣队的领导,立刻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荣亮自己都认为是犯了“反革命”错误。最后他在全校做早操时站在台子上高声念自己的检讨书:“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错误,我把社会主义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写成了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铁证如山,非常后悔,……”政治老师一把把他拉开,气得大叫:“你还在继续‘反革命’!真拿你没办法。”全校师生哈哈大笑了几乎半个上午。其实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可不知为什么,一遇到这种事,就变得让孩子们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肠的人也可能变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别发表于《武汉晚报》等都市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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