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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姐十八岁订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分隆重的。姥姥反着小脚专程到城里来了一趟,跟母亲商量。母亲说,让妮来一趟,就在城里见面吧。按母亲的意思,在城里见面,就有了些体面。姥姥又回去问二姐,二姐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于是就这样定了。

    那天晚上乡下来了许多人。来相亲的画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富裕”。家中的小院里扎满了自行车,全是八成新。七八条小伙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一身的新。进来一个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又进来一个还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个个都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布料是当时报时兴的斜纹布,那说亲的女人排在前边,手里赫然提着十二匣点心!她身后,蓝色的汉子们一个个木偶似的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进屋坐了,叫人很难分清相亲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烟的功夫,众人稍稍地说了一些闲话,汉子们便站起身一个一个往外走,像演戏一样,上了场,又慢慢退场。二姐始终在屋里坐着,穿一件枣红布衫,围一条毛蓝色的围巾,就那么勾头坐着,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这当儿,一个瘦瘦的小伙临站起时把一个小红包递到了二姐的手里,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来,说:“等等。”她扫了那小伙一眼,慢慢地说:“把钱拿走。”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门的蓝汉子全都折回头来,一个个惊惶不安地望着二姐。尤其是那相亲的小伙,脸慢慢泛白,头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生在脑门上,又一层层一排排地“长”,顷刻间布满了那张微微泛红的脸,凝住挥不尽的尴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儿,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那汗珠滴滴圆润……

    二姐勾下头去,匆忙解开了那个小红包,包里是厚厚的一叠钱。二姐把钱递过去,很果决地说:“拿走。”然后将包钱的小红纸轻轻地揣进兜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屋里的人全都默默不语,呆呆地望着二姐。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下人是很讲究形式的,在他们看来,形式就是内容。这一揣使汉子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二姐收下了小红纸就等于定下了她的终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张小红纸上。就在那一瞬间。汉子们笑笑地走出去了。只有那未来的姐夫走的沉重,仍然挂着一脸的汗。他们感到诧异,二姐为什么不收钱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当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来姐夫的脑门上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二姐的眼眨了一下。正是那一豆儿一豆儿的汗珠促成了二姐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里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做假,唯有汗水是不会假的。二姐认“汗”。

    事后我才知道,那晚画匠王村人的“演出”并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细作”悄悄去村里打听过。“细作”问:“套家怎样?”人说:“是东头套家还是西头套家?”“细作”又问:“东头怎样,西头又怎样?”人说:“东头套家瓷实,家人当着支书呢,西头套家穷……”“细作”回来说:“许是东头吧?”姥姥不说话,就问二姐:“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亲的婆家其实很穷很穷。那晚相亲的“行头”全是借的。钱是借的,自行车是借的,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为了相亲,乡人们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从乡里借到城里……据说,相亲的姐夫已经说过七次亲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为家穷,因为床上躺着一个病瘫的老娘……

    二姐耳聋心不聋。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执意不要那三百块钱,就是不要那注定将由她偿还的债务。

    在出嫁前的一年里,二姐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下地干活,就不再上田里去野了。我来,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里做鞋,给表兄妹们做,也给那订下亲的蓝汉子做,一双又一双,每次来,总见二姐在纳鞋底,那线绳儿“哧、哧”地扯着,锥子从这边扎过去,又从那边扎过来,狠狠的。那动作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记号的,鞋底上总绣着一只黑蜻蜒。那精蜒用黑丝线绣成,翅儿扑扑的,还有两条长长的须儿,活生生的,只是没有眼。我指给二姐看,“没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说:“有眼就飞了。”

    间或,姐夫也提了礼物到姥姥家来。还是穿着一身新新的蓝衣裳,来了就做,不是去挑水就是扫院子。尔后就默默地坐下来,二姐不吭,他也不吭。要是二姐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话是不多的。

    二姐问:“吃了么?”

    他就说:“吃了。”

    二姐问:“家里还好?”

    他就说:“还好。”

    二姐问:“娘的病好些了?”

    他就说:“好些了。”

    二姐问:“能下床了?”

    他摇摇头,没话……

    二姐就“哧、哧”地纳鞋底,纳着纳着就拿出一双新做的鞋子让他试,试了,看看合脚,二姐就说:“穿着走吧。”尔后,二姐趁姥姥出去的功夫,偷偷地说:“别再借人家的衣裳穿了,别再借了……”

    姐夫脸就红了,红得像新染的布。于是那借来的新蓝衣裳穿在身上就显得格外别扭。那天他刚好借的是一条侧开口的女式裤子。

    后来姐夫再来时穿的自然破旧,肩头总是烂着,那神色倒显得自然了。来了,二姐待他更显得亲切,一进门就打水让他洗。临走,总要给他缝一缝衣服。那时,二姐让他坐着,嘴里咬一节避灾的秫秸,就蹲着一针一针地为他缝,就像缝着未来的日子。

    记得二姐出嫁前曾到邻村那汉子的坟上去看过。坟荒了,坟上爬满了萋萋荒草。二姐就蹲下来拔那荒草,留下了一圈密匝匝的脚印。似乎没有哀怨和痛苦,拔了荒草,她就去了。不像城里人,有很多的缠绵。

    二姐是阴历九月初八出嫁的。那天,为了抢“好儿”,画匠王迎亲的马车四更天就来了。喜庆的日子,二姐自然是穿了一身红,红棉袄,红棉裤,头上还系了一条红披巾。待一阵鞭炮响过,二姐跪在姥姥面前磕了一个头,就挺挺地上了那围着红圈席的马车。

    不料,五更天起了大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好那赶马车的老汉眼不济,过小桥的时候,赶着赶着就把马车赶到河里去了。只听得“咕咚”一声,二姐已坐在河里了!送亲的三嫂忙把二姐从齐腰的河里拉出来,接着就破口大骂:

    “画匠王的人都死绝了吗?派这么一个瞎眼驴!大喜的日子,把人赶到河里,这不霉气吗?!不去了,不去了!叫人给画匠王捎信儿,重置衣裳重派车,单的棉的一件不能少,少一件也不去!”

    迎亲的画匠王村人全都傻了,谁也不敢吭声。那赶车的老汉是姐夫的本家叔,见办了这等窝囊事,竟张着大嘴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老脸:“老没材料哇……”

    众人忙给三嫂陪不是,连连求情。三嫂一口咬定:“不中!大喜的日子,妮一辈子就这一回,这算啥?!”

    二姐苦苦地笑了,说:“算了,谁也不怨,这就去吧。”

    三嫂说:“妮,这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呀!……”

    二姐说:“既没坐马车的命,就不坐了。三嫂,咱……”

    三嫂说:“妮,死妮,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老丢人哪!”

    二姐不再说了,就默默地往前走。三嫂在后边喊:“妮,妮,这就去么?你就这么去?!……”

    天大亮了。二姐头前走着,身后散散地跟着一群垂头丧气的画匠王村人。没有鼓乐,也没有鞭炮,二姐就这么步行去了。她穿着那身湿源滚的红衣裳,红衣裳在凉凉的晨风中张扬着,像是生命的旗帜,在漫漫黄土路上行进着,很孤独地飘扬。

    后来,那赶车的老汉流着泪对三嫂说:“侄媳妇明大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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