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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4

    “他的老师是个发表过几篇小小说,但还没有被公认为是作家的人。老师走时,送给了他一个笔记本。老师走后,他才发现笔记本里夹着二百元钱。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是我收到不久的一笔稿费。你留着急需的时候用吧。将来你工作了,再还我也行。记住,你不过是我‘创造’的一件半成品。你要成为一件成品,接下来只有靠你自己‘创造’自己了!老师永远不需要你报答,只希望你能证明,奇迹在任何地方,都是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

    “他去追老师,没追上。对着老师带领他走来的,那一条蜿蜿蜒蜒,盘旋着十万大山,无尽头地通到山里的崎岖山路,他连鞠了几躬……

    “在他读到高三时,老师死了。一次山洪暴发被泥石流砸死的。他闻讯后当天就回到了村里,伏在老师的坟头上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老师的死对他的刺激很大。高考没考好,只考了个全县第四名。他对我说,他本来应该考第一,有自信考第一的。他说,得知自己没考第一,他又哭了一场,觉得对不起老师。老师给他的二百元钱,他存了整整三年。一分也没舍得花过。带着来上学。得知一个弟弟生病,连本带息全寄回家了……

    “他说他离开村子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为他送行。一直将他送到山口。他说那其实不像为一个离乡的人送行,倒像为一个活人送殡。他说当年和他一样,靠羊奶和羊肉汤侥幸活下来的伙伴,一个个分别和他抱头痛哭。他说他从他们的哭声中,感到了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绝望,以及对于他们的生活的某种恐惧。还有对于他的,由抱头痛哭所掩饰的嫉妒。他说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罪人。似乎在全体村人们眼里,他是一个注定了要遗忘那个地方,遗忘乡亲们的人。他说然而人们的目光里,却都有着一种真真实实的宽恕意味儿。和他抱头痛哭的那几个伙伴也是。他们对他的依依不舍,他们对他的嫉妒,他们对他的宽恕,一样是真真实实的。那时小学校已不存在了,被山洪冲得无影无踪了。他说全村最老的一位老妪莫奶奶,双手攥住他的一只手说:‘孩子,争口气。要奔出息,就该奔一个大出息。听奶奶的话,别走学问那条路,你要走当官儿那条路。全村人盼着你有朝一日当上个大官儿,全村人也能跟着沾点儿光啊!你可不能辜负了大家伙儿的巴望!’

    “他的继母就命他给全村人跪下起誓。

    “他跪下起了一个重誓,人们一个个才露出了点儿欣慰的表情。

    “只有蛙妹子与众不同。似乎满心怀里只替他感到喜悦。没有丝毫嫉妒的成分。她送给了他一块羊臼骨。他知道是那头老母山羊的。她一句话也没对他说,立刻就躲到人群后,眼神儿定定地望着他。这使他受到了提醒。他又返身回到村里,伫立在老师的坟前,说:‘老师,我考上大学了!’又深深地冲着坟鞠了一躬。而后他又到埋那头老母山羊的骨头的地方,用双手,给那个坟样的土堆培了几捧土……

    他说他每年都往家里寄一次钱。他说,当然北京也是可以找到临时工的,但怎么能比得上在黄山当背夫挣的钱多呢?他说他掌握了在那条铁路线上乘车逃票的窍门。去归途都很少买全票。他还说,他好可怜那个自杀了的女大学生。那么漂亮。那么活泼的样子。只因为一张照片,就被谋杀了!是的。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谋杀了!他说偷拍了她并放大那张照片的学生全是凶手。他说发起和组织那场辩论的人们也是凶手。他说包括他自己。他说他的本心,原是想站在一个背夫的角度,替那女学生讲几句开脱的话。他说那一天也可能恰恰是他自己,对那女生的伤害最严重。他承认他内心里总怕被伤害,经常觉得被伤害了。但是,他又说,他从没产生过害人的念头。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又哭了。而我认为他好善良啊!我陪着他哭。我们俩儿又抽抽泣泣地哭了一通。我感到哭过之后,如同久久地泡了一次澡,浑身软软的,却也爽爽的。似乎连灵魂也明净多了透亮多了……”

    “他以后又到黄山去当过背夫吗?”

    “又去了一次。没当成。黄山的背夫们不信任他了。不容纳他了。毁了他的背椅,将他揍了一顿,赶下黄山了。那一次他回到学校后很沮丧。我看出他心里憋着股火,却不知朝哪儿去发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黄山的背夫们竟那么对待他了?”

    “他们怀疑他居心叵测。怀疑他不过是想捞点儿写什么纪实文学的材料。当然他们并不懂什么纪实不纪实文学不文学的。但是总之他们对一名大学生三番五次到黄山当背夫这种他们难以理解的事儿,具有很高的警惕性。他们认定他必是打算写他们。而且认定他必是打算用文字贬损他们。他越辩白,他们越怀疑。我劝他将这件事儿看得淡一点儿。劝也没用。他不但沮丧,而且挺难过。他说,他们原本对他很友善,很照顾。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告诉他。没想到,却是那么个结果……”

    我又觉得无话可说。我缓缓地站了起来……

    她低声问:“你烦了?”

    我说:“去拿烟。”

    我接连吸了两支烟,才攥着半盒烟和打火机重新坐在她面前。我想我不是一个听客。对当代大学生之间的恋爱故事并不感兴趣。何况,听来听去,我也不认为他们那便算得上是“恋爱”。如果真的不是,我又何必再听下去?我的老母亲又是何必?岂非庸人自扰吗?

    我说:“索瑶,你们之间的事儿,估计你再讲上两个小时也讲不完。现在我问你,从你这方面,你承认你们是一种什么关系?”

    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问。

    她勾下头沉默不语。良久未开口。

    “他对我说,你是他女朋友。”

    “嗯。就算是吧……”

    “什么叫就算是呢?”

    她又沉默不语。

    “你得回答。”

    “那……你说我是不是?”——她徐徐抬起了头,目光盯着我。倒好像我和她正在讨论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有些生气了。

    我说:“那总不该是一场校园游戏吧?”

    她的头,便又勾下了。

    “你们互相间,从来也没谈过这个问题?”

    她点点头。

    “你连想都从来也没想过这一点?”

    她又沉默不语。

    “你一向,有意对他避而不谈吧?”

    “……”

    “难道他也是?”

    “……”

    “要不,以后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再听你继续讲吧!”

    她又伏在沙发扶手上哭起来。

    母亲又轻轻推开门望她。

    我心烦地大声说:“妈,你真是!”

    也许我的声音带出了一些恼火,母亲立刻将门关上。

    我便又吸烟。

    “那不可能……那根本不可能……”

    她抽抽泣泣地说。

    我只吸我的烟。内心里却感到了一阵冰凉。为“表弟”感到的。人是多么的奇怪。我早已从她的杂杂碎碎的诉说中,料定了最终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却非要迫她亲口道出,而且腰斩了她本能地抻长又抻长的诉说。仿佛她所回避的,正是我所要直面的。我觉得她说“那根本不可能”时,艰难得全身都快抽缩成一团了。倏乎间我觉得索瑶这姑娘那么可怜。而我自己很可恶。归根到底,无论对于她这位“表妹”,还是肖冰这位“表弟”,我是谁?我究竟不过是谁?我究竟有什么权力,审讯似的介入他们的事。虽然我的动机并不卑鄙,甚至还可以说是善良的。但这一种粗暴的近于无礼的介入,难道是她应该容忍的吗?尽管我的介入也并非情愿。

    我最鄙视自己充当神父之类的角色,而我已经又无形之中在这么充当了。

    她猛地抬起头,瞪着我,几乎是恨恨地说:“这么告诉你,你总该满足了吧?”

    “我……你擦擦脸吧……”

    我躲闪着她的目光,将母亲拿给她用过的湿毛巾递向她。

    她没接。她用自己的小手绢擦。只擦双眼周围。

    “我受够了!”她又开始说,“我真是受够了。我是一个从不知什么是忧愁的女孩儿,而他是从一个很穷很远的地方走入大学的。我承认他走过的路途,比我这样一个女孩儿所能想像得到的,要艰难得多。我承认像我这样一个女孩儿有时仅仅因为一个人来自艰难,就崇拜得要命!如果那又是一个同龄人,我会忍不住有企图接近他的好奇心。我没什么值得谁同情的地方,所以我将同情给予别人的时候,好像将自己拥有太多留着也没什么用处的东西送出手了。有人肯接受,我就高兴。就感到愉快。甚至感到幸福。这就是罪过吗?去年我才十八岁!我知道,在我和他之间,被谴责的一方,将永远是我。但是善良也是害人的吗?与其说害他,莫如说害我!不知不觉的,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女朋友就女朋友吧!女朋友不就是女朋友吗?……”

    “是他宣扬的?”

    “不,不是他。他没这么说。”

    “那么是你自己宣扬过?”

    “我?……我自己也没宣扬过。我确实感到得意过。有些女孩儿想接近他,被他拒之千里。而我成功了。我承认我因此而得意过。当一个女孩儿没什么太可得意的,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得意了。我承认这也是一种心理虚荣。该我承认的,我都承认。该我自省的,我都自省。但是我绝对没有将这一种得意当成件时髦的外衣穿在身上招摇过。我甚至有意识地将它收藏在我的心灵里。当然,说收藏也不完全准确。某种时候我也希望别的女孩儿羡慕我有那么一种得意。起码并不怕被人知道我有那么一种得意。甚至遭到点儿嫉妒也不在乎。这也不能算宣扬吧?反正这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你是没法儿理解的……”

    我说:“你说清楚了。我理解了。”

    “你理解?”

    “理解。”

    “你自认为你理解了。我就相信你已经理解了吧!总之,我更希望我内心里这一种特殊的得意,能像蚌含住一粒沙似的,变成珍珠。变成一种特殊的温柔。那不但是我认为他其实非常需要,其实非常渴望获得的,也是我自己的心灵非常需要的。甚至可能比他更需要。我是指那一种温柔。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儿,如果确信自己心灵里充满了温柔,你不知道对我这样的女孩儿又是一种多么良好的感觉。那是一种很自悦的感觉。真的。女孩儿会惊奇地发现,似乎自己忽然变得可爱多了。似乎能比任何别人更认为自己可爱。甚至会自己也喜欢起自己了!怎么说才能说得更清楚呢?仿佛哺乳期的母亲,她觉得她的乳汁饱满得要命。她觉得发胀。她渴望被一个孩子吮咂。而这时恰恰有一个断乳期的孩子。她就将他抱在怀里奶他了。我想我当时的情形可能就是那样。我想我当时可能还是在扮演织女、七仙女或珍珠姑娘什么的。我想既然是我心甘情愿地扮演使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变得生动起来了的角色,我干吗不呢?我干吗不好好扮演呢?我说我扮演,你别以为我是在做戏。我不是在做戏。我不是一个善于做戏的女孩儿。我是想说,我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进入角色了。我和某一类戏剧角色合二为一了。我没法儿将自己从那样一种角色中分离出来。再说,当时我对自己也认识不了这么透彻……”

    “而现在你极想将自己从那样一种角色中分离出来了,是不是?”

    她眯起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思考我的话符不符合她现在的实际情况,但是却没有正面回答。

    “我讲的是当时。我还没讲到现在呢!”她怨怨地说,似乎对我打断她的话不无抗议,“当时我真是从内心里关怀他。我不吝啬给他很多很多的温柔。我想,如果他不是个毫无良心的人,那么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我说:“是这样。起码在我面前,他一再肯定你是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善良的女孩儿。他说如果没有你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也许会自杀。真的。”

    她又眯起眼看了我半天。

    我说:“索瑶,你得相信。我对他没有任何义务。我没必要替他取悦于你。”

    她垂下目光,喃喃地说:“这我当然相信。他对你说过的话,也曾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的确产生过好几次自杀的念头。他说他有时候对自己十分困惑。说在家乡的时候,无论生活多么苦,多么没快乐,却从未产生过不想活的念头。他说他那个村子里,六十年代饿死了十几口人,以后二十多年内病死了不少人。怎么死的都有。有把从乡卫生所偷的酒精兑上井水当酒喝醉死的。有因为被水蛭叮了感染而死的。有吃地瓜噎死的。就是没有自杀的。他说尽管他们那儿的人,命都很不值钱,却都很怕死。一旦知道自己要死了,或者怀疑自己要死了,连平时最刚强的男子汉,都会怕得像孩子一样哭起来。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来到了大都市成了大学生,反而常常不想活下去了。我知道,他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有一次,我让他陪我到一座饭店去看望我爸爸的一位老首长,我正在大厅打电话,一转身他不见了。他连告诉我一声都不,就撇下我走掉了。我回到学校只不过责备了他几句,他却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不该带他到那么豪华的地方去。就像我是带他到一个什么下流的场所去了似的。而那不过是一座三星级的饭店,如今哪个大城市没有几座三星级的饭店?‘你怎么不替我想想,在那种地方,我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对我直吼,‘我觉得我好像一只苍蝇!苍蝇!一只苍蝇你懂吗你?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中国有那么豪华的地方!苍蝇配出现在那么豪华的地方吗?’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偶然看见了一个收旧家具的,平板车上摆着一台收到的旧电视机。十四英寸,黑白的。正好那天我身上带着钱,是我平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准备去买一台中档录音机的。我就用二百七十元,将那台旧电视机买了下来。捧着那么大那么沉一台电视机,转了几次车才回到学校,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一换下衣服,顾上不洗把脸,就这儿那儿找他。找到他,高高兴兴地告诉他,我给他买了一台电视机。他却无动于衷,问我为什么要买。我说:‘是给你家买的。再放假,你无论如何也该回去探一次家啦!带回一台电视机,尽管是黑白的,尽管才十四英寸,家里人也会喜出望外的!’你能想到他是怎么说的吗?他反而板起面孔问我:‘让他们从电视机里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后使他们绝望,自己们的命运很无奈?这未免太冷酷了吧?’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有了一台电视,起码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娱乐吧?’他说:‘把两种现实差距比照在一起,你认为他们在穷困之中,会从别人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中获得什么娱乐吗?’我说:‘是黑白的,谈得上什么五彩缤纷吗?’他说:‘你还把他们当人不当人?你以为他们像些动物似的连一点儿想像力都没有?他们就不能从黑白中想像出彩色来?如果近在眼前,看得见则可望不可及,那么想像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虐待?’我气得再说不出一句话来。而他一说完就走了。只留给我四个字是‘恕不感谢!’那天我哭了一场。如今那台电视机还摆在我宿舍。六个人同宿舍。三个人共一张桌子。谁也不同意把电视摆在桌上,嫌占地方。我只好摆在我的床上。摆在床上占的是我自己睡觉的地方。得斜着躺,躺在床对角线上,才能伸开脚。平时同学不想看的时候,我不敢开,怕影响别人。大家想看的时候,我不能不开,怕令大家不愉快。他从没接受过我的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钱、饭票,或者,哪怕是一袋儿奶粉。只吃过我几袋方便面。他好像非常怕欠下我什么。他好像其实并不需要我这个具体的人。需要的仅只是一份儿预备在那儿的温柔。一份儿情。似乎越纯粹越好。似乎纯粹到抽象更好。似乎内容再多了一点儿,便不是他想要的了。归根结底,我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还是我刚才举过的那个例子,他好比是一个孩子,他明明在断乳的状态下,却不要乳汁,仅仅能偎在一个类乎母亲的女人的怀里就行了。而且须得是在他想那样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想那样的时候,你主动将他抱在怀里,他会哭闹,甚至会咬你。他这样,使我原先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渐渐的烟消云散,渐渐的不存在了,没了。到如今,一丁点儿也没了。如今我倒是在做戏了。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明白了这一点。他明白不明白,对我都无所谓了。我是由他,才无形中学会做戏的。我的角色还没完成。我还不能摘下行头。我还卸不了装。如今我才知道,有时候,从某一种角色中退出,要比继续扮演难多了!因为现在,我似乎不仅仅是他的女朋友了。在别人眼里,早已经是‘一对儿’了!我当初真蠢,其实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有很多女孩子嫉妒我。这真荒唐!好比花市上的一盆什么花草,被许多人围着看,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奇花异草。其实人们之所以围着看,也许仅仅因为那花盆儿样式有些特别。你以为大家都想买。其实并没谁真想买。你一时受到了蛊惑。你惟恐会属于了别人,而你连再凑近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了。于是你不加思考,你迫不及待地买下了。而别人呢,故意用嫉妒的目光看你。故意说几句嫉妒的酸溜溜的话给你听。于是你暗暗喜悦,不禁地面有得意。其实人们不过是成全你的兴致。既然你最有兴致,人们干吗不成全你呢?那对于别人是没什么损失的啊!结果呢,你终于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你所喜欢的一种花草。而最重要的,是你不知怎么侍弄它,你养不活它。它原本怎么样,还怎么样,并不因为你浇水啦,上花肥啦,它便多长出一片叶子来。也根本没有芳香。你又不能不管它了。毕竟是盆花呀!而且已经属于你了!总不能眼看着它渐渐干枯吧!你不关心它你有一种罪过感。别人也会谴责你。你关心它吧,它并不回报你。并不因为你的关心就变得绿了一点儿。最糟糕的是,它已经成了你自作自受的一种尴尬。你不知该把它摆在你生活的什么位置。这一点也由不得你自己了,不是你想把它摆在哪儿,就可以摆在哪儿的。因为摆法是人们约定俗成地确定了的。你也不能藏起它来。你已经是‘一对儿’中的一个了,你想不是就不是了吗?不是你得付出代价。如果他不是他,而是另外的一个男学生,我早就不忍受这种关系了。但他是那样一个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从我这方面关系有变,‘嫌贫爱富’、‘以貌取人’、‘门当户对的观念作祟’,等等等等,我知道人们早已拟定好了些什么样的罪名,准备扣在我头上。我也不知道我将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其实是个惧怕成为舆论目标的女孩儿。好的或不好的舆论一旦成为目标我都怕。我知道我根本承受不了。我脆弱得很。后来又有同年级的男生向我表示过亲近。暗暗塞给我纸条儿,邀我散步,假期一块儿去旅游,我都不敢有任何暧昧的表示,都一本正经地拒绝了。还装出仿佛受了侮辱的样子,好像我在忠贞地维护着什么似的……完了。全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听了,认为我坏吗?……”

    我说:“不。你一点儿也不坏。”

    她微微苦笑,垂下目光,神态很委屈地说:“你不必想要安慰我。我也并不是问你。我是问我自己。最近我经常独自回想我们之间的事。回想了就这么问问我自己。”说罢,向后一靠,将头仰在沙发背上,撩起目光,望着吸顶灯。

    她深长地呼吸了一次。如同练气功的人吐故纳新一样。又仿佛一个溺水者刚被救起,一副四肢瘫软的样子。我想她一定是累了。因为在她诉说的时候,我看得出她始终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而且,始终以一种异常端正的姿势坐着。始终以一种一句紧接一句,紧密得仿佛惟恐被打断似的,连绵不绝的语调诉说。

    回忆是人惟一不能被逐出的天堂。

    回忆又是人惟一经常被打入的地狱。

    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常处于回忆之中的人。也经常回忆初恋、情感历程,如果那是苦涩的、无奈的,每回忆一次,便如心灵被剥了一次皮,便如虚脱。何况,我的回忆,都可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她的回忆,还没醇到谈得上是回忆的地步。不过全是一年前的事。并与今天的她连着脐带。这脐带的两端,都是要从现实中再蜕生一遍的骨骼刚刚定型的大婴儿。她是。他也是。她想充当圣母玛丽亚而终于精疲力竭承认自己不能胜任。他的确是反常态的。他是一个被穷困所扭曲的青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经历了穷困而能幸免未被扭曲。敏锐的人只须十分钟就能从一个人身上发现这种经历,穷困是红斑狼疮。不在脸上,也定在被衣服遮住的什么部位。穷困扭曲人的心灵,这也许便是穷困最主要的丑恶了吧?区别也许仅仅在于,人曾被它扭曲的程度和样式千差万别。何况,从他所走来的地方,穷困的遥远的阴影,仍追踪并笼罩着那孤独敏感的青年。他逃不开它。在这繁华的京都,在似乎云集了天之骄子的时而浮躁时而空虚时而激情荡漾时而纨袴成风的大学校园,那阴影显然更加咄咄逼人。我仿佛看到一片雷云在天空戏耍地追逐并企图吞没一只小小的走投无路的蝴蝶。不,一只蛾子……

    我简直不知道更应该先助谁一臂之力,她或他。

    而我,除了听,和怜悯,又能实际做什么呢?

    我还须严谨地包裹起无论对她,还是对他那种廉价的怜悯。因为倘他们感到了这一点,无异于是感到了一种伤害。

    我说:“你坐随便点儿,干吗又变得那么拘束了?”

    她便将一支手臂撑在沙发上,身子倾斜着,使自己的姿势懒散了些。

    “说了这么多,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要对他好。”她不假思索地说,“反正我还要对他好。明年他就毕业了。我曾劝他考研究生。他坚决不考。他说,学中文的,硕士又怎么样?博士又怎么样?将来反而比本科生更难分配。我想也是。六七年前,我们中文系毕业的,大报社、大出版社、文化单位争着要。现在,连一些少年儿童报,少儿出版社都不要我们了。一切文化单位,像连加床都住满了的招待所。想联系工作,跟你说三句话后打发走你,就算给你面子了。两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今年都后悔极了。因为连两年前他们觉得屈才的单位,如今都被本科生占满了。所以他毕业时,我要尽全力帮他。调动起我爸爸的一切社会关系。满足他留在北京的愿望,磕头作揖也在所不辞……”

    我问:“他非常想留在北京吗?”

    她赶紧反问一句:“到时候你也能帮他吗?”

    我比她反应更迅速地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能理解……到时候看吧……”

    我不忍当面给她一个毫无指望的回答。也不忍给自己留下一种将来根本尽不到的义务。我的话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感到自己脸红了。我觉得我的话很笨。本可以说得更巧妙些,却因仓促防御未免捉襟见肘。我难堪地讪笑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令人讨厌。

    她说:“我知道这是难事。你别不好意思。其实,就算是某种义务,也不该轮到你。只能是我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他倒没对我说过愿不愿意留在北京的话。一次也没说过。但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说他一旦分回省里,就前景黯淡了……”

    我从难堪的窘况之中爬出来,以劝人宽心的口吻说:“那倒不一定吧?全国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分配在北京啊!地方也可以大有作为嘛!”

    她说:“他一分回省里,肯定就得再由省里分回到县里。如今,县里考出来的,没后门,没关系,想留在省里也相当之难。再说他又是学中文的。到了地方,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我说:“现在提倡大学生到基层,从基层干起。基层也更需要。在县里做出成绩了,还可以被调到省嘛!”

    她说:“两个月前,他给县里写过信,询问过。县里也不知什么人给他回的信,希望他还是不要回到县里,真回去了也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当秘书,他不是党员。搞宣传,现在搞宣传的人已超编了,还不知该往下裁谁呢!计划生育办公室倒空着一个缺,但要的是女的。接到信后,那一个多月他心情灰到了极点。他曾对我表示,再也不愿碰壁了,听天由命了。他说大不了是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哪儿去,回到他们那个村里去当个‘孩子王’也不错。毕竟他读过大学了。仍然是全村最幸运的人。又说,怕只怕村里的人们误认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要不怎么会读了好几年大学哪儿都不要,又被贬回村里了呢?他说这是有口难辩的事。我听得出,其实他内心里最怕再回到他那个村子。他显然希望自己能预先作好种心理准备,可是又怕这一点最终成为现实……”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话。

    她问:“你想说什么?”

    我反问:“你……有把握到他毕业时帮他留在北京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下决心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大有作为的,等等。

    但是猝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真那么说了,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那些话在舌尖打了个滚儿,说出口的刹那间变了。

    她挺自信地说:“大概没什么问题吧!这也是我能为他做的,惟一最实际的事了!对这一段缘分,从我这方面总得有个善始善终的交代,是不是?”

    我用一支烟堵住了嘴。我明智地认为,此刻“第三者”最不该表示什么态度。而且我也不知应持何种态度。倘说“是”,好像我支持她“终”。倘说“不”,又仿佛我企图代人强求某种“正果”似的。

    她却显得乐观起来。

    她说:“反正一年的时间不长,一眨眼就会过去。这一年内我要加倍地对他好。他毕业再帮他留北京,他会感激我的。每当他回想起大学生活,他便会想起一个女孩儿,曾用温情一再地给他的心灵涂抹暖色,并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我相信,他将庆幸自己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么一个女孩儿,他将对我终生铭记不忘!”

    我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

    我心里替“表弟”觉得挺感伤。

    “我已经在着手进行了!连姐姐都被我调动起来了。姐姐认为我如果能将自己又顺利又得体地解脱出来,就证明我成熟了。许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都答应到时一定竭力帮忙……”

    我还是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

    除了那一句话,我也再寻找不到什么更适当的话。

    她叮咛我:“你以后在他面前,千万要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人特敏感!更不能把我的底牌暗示给他。那你就会把我正在进行的事搅得一团糟!你明白吗?其实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切。可我今天太想对一个人说说了,要不我怕我会憋闷出心病来……”

    我郑重地说:“如果你希望我发誓,我就发誓。”

    她说:“那倒不必。”

    说完笑了……

    那一天她总算是心情舒畅地离开了我家。起码使母亲和我感觉是那样。

    她走后,母亲对我说:“要不,哪天,把他俩都找来,我出面,替他们做个主,把他们的事儿定下得了!也算我老了老了,又做了件成人之美的事儿……”

    我不得不以警告的口吻对母亲说:“妈,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母亲不解地说:“这怎么是乱来呢?两个好孩子,又都是大学生,将来又都能分在北京。不是挺合适的一对儿吗?”

    我耐心地说:“妈,现在不兴订婚那一套了,你想替他们做个主,就能做得了主吗?你趁早打消这种念头吧!”

    母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可也是。要说呢,我更喜欢索瑶。心眼儿好,有情有义的……可小冰这孩子,从那么穷那么老远的一个地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人家孩子可多不易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也认识不少的人,到他毕业的时候,你就不能也帮帮他?……”

    我已经被搞得很心烦意乱了。

    我有些起急地对母亲说:“妈,你已经有四个儿子了,我大哥至今还在医院,你这一辈子还没操够心吗?还认下左一个干儿子右一个干儿子去操心!毕业分配的事,是我想帮,就能帮得上的吗?我有那么大能耐吗?绝不许你替我吐这种口风。你要是对人家主动承诺了,到时候你负责!再说人家索瑶已经着手进行了,那已经是不太成问题的问题了,显不着你,也显不着我……”

    “你看你,你看你!”母亲面呈愠色了,“我不过就这么絮叨絮叨,你倒发起脾气来了!你给我买车票,我明天走,不在你这儿受你呵斥!……”

    三

    很久一段日子里,“表弟”没再来过。“表妹”索瑶也没再来过。渐渐的,我将他们都忘掉了。偶尔想起,也不过就是偶尔想起罢了。并且,随后便又都忘了。原来这世界,能被我们真正挂记在心的人,除了自己至爱的人和至亲的人,实在不太多。原来有些人,一旦闯入我们的生活,也便随他们闯入。一旦从我们的的生活中隐失甚至消失,我们竟不觉得真的缺少了什么。何况,“表弟”、“表妹”,原本不过是戏言。是一种八竿子也搭不上的莫须有的关系。所以,我有时想起他们,倒是觉着忘也忘得心安理得。无疚无愧。

    母亲当然常常念叨他们。说又很久没吃饺子了。我说您不怕麻烦您就包吧!母亲必会说,家里连个客人都不来,包也包得没意思。吃也吃得没意思。我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不全是客人吗?母亲说,每天来找你的那些人,那也能算得上是客人吗?他们来找你,不过就为一件事儿,讨稿子。你接待他们,不过就为发表。你们那纯粹是“工作关系”。倒好像只有“表弟”和“表妹”,才名正言顺地算是客人。我认为是母亲不甘寥落和寂寞,往往一笑置之。

    忽然有一天,久违的“表妹”来了。那时已是冬天了。我记得那一天特别冷。我记得她是晚上八点多骑自行车来的。也没围条围巾,脸颊、鼻尖冻得通红,一进屋就往暖气前凑。母亲当然对她亲热得没比。拉着她双手,就想和她一块儿坐在沙发上,摆开阵势长谈久叙。她很抱歉地说她没时间坐了。她说她没戴手套,手指尖儿都冻麻了,得在暖气上焐焐。她说学校还差十几天才能放寒假,不过她父亲病了,她被允许提前十几天探家,她说已经买好了明天的车票。和姐姐一起走。她说她主要是不放心“表弟”,似乎总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假期里,若没有她在他身边,他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问她,他们之间是否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她摇头。她说,当然也许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不过是自己对他太过虑了。她说,她走后,就把“表弟”托付给我这位“表兄”了。希望他不来,我也能到学校去看他一两次。她说要不托付这件事儿,她真的是有些放心不下……

    毕竟,我属性情中人,我受了挺大的感动。

    我连连保证:“一定的!一定的!……”

    母亲干脆是在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姑娘呀,你放心,你放心,学校一放假,我就让你表哥把他接到家里来住!……”

    她就一下子拥抱住母亲,和母亲贴了贴脸,还吻了母亲一下,说:“大娘你真好!我要给你捎回来一个药枕头。我们那儿也生产药枕头……”

    她连坐也没坐,始终站在暖气前,和我和母亲加在一起说了十五六分钟的话,就走了。母亲这儿那儿要给她寻找出双手套戴,她没等。她说,她还没收拾东西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追出门想陪送她一段路,却又没带下自己的自行车钥匙(不是故意的)。眼见她骑上自行车,逆着北风,消失在冬天的黑夜里……

    几天后,在母亲的提醒之下,我正打算出门到大学里去看看“表弟”,他却“光临”了。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穿的那身单薄的衣服。严格讲,从上到下,那都不能算御寒的冬装。

    我说:“我正想到你们学校去看看你呢!”

    他说:“我也挺想大娘的,来看看老人家。”

    偏偏母亲不在家,买东西去了。

    我又说:“你很久没来了。”

    他说:“很久没来了。”

    “外边冷吧?”

    “冷。”

    “都考完了?”

    “嗯。”

    “考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不过全及格了。”

    我自感交谈颇为涩滞。我告诫自己须臾不要忘了“表妹”的叮咛,有意识地避免可能会使他猜测什么的话题。而他,分明的,经久突至,内心里不无猜测。

    因为他似乎打趣儿地问:“我没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吧?”

    我听出那不是打趣儿的话。我看出他不是打趣儿的样子。我觉得他问得并不轻松。我猜想他一路来时,肯定也这么问过他自己好几遍。

    我有点儿做作地笑了。

    我说:“你干吗这么认为?”

    他也笑了。笑得极不自然。有心事。

    “这段日子里,她再没单独来过?”

    “索瑶?……没来过。”

    “一次也没来过?”

    “噢,她走前的晚上来过一次。只呆了十几分钟。”

    “干什么来了?”

    “临回家前告别一下。”

    “她……聊了些什么?”

    “没聊什么。才呆十几分钟,能聊什么?”

    “这人……也不邀上我一块儿来!”

    我有些替索瑶不平地说:“你什么时候能对她好点儿?”

    他愕异地看着我。惊讶于我的话所流露出的立场倾向。

    我急忙弥补地又说:“男人嘛,应当对关心自己的姑娘们好点儿。”

    他缄口不言了。

    我起身打开壁橱,取出一件半新的军大衣,放在床上。他立刻就明白了什么,局促起来,竟至于面红耳赤了,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接受……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还不行吗?但是我不要……我坚决不要啊!”

    我理解他的话——诚心诚意接受我对他的批评,但坚决不要我想送给他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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