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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之父.1

    冉来了。

    “父亲……父亲他……”

    冉神色怆然,眸子凄迷着哀雾。

    冉很久没来了。

    我说:“冉,你父亲病了么?”

    “死了……”

    冉倏忽间泪潸潸下。她缓缓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一动不动,仿佛打算永远那样了……我不禁愕然。

    许久,我嗫嚅地问:“什么病?……”

    冉放下双手,目光恍惚,似乎不知该看何处。

    “不是病……不是……他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一个妇女吵架,人家用伞捅他。

    新伞,伞端是金属的。从他两根肋骨间捅进去了,捅着了心脏……“

    我又是一阵愕然。

    “依我,就不开追悼会了。可母亲坚持非开不可,他的一些弟子们,也都主张要开。所以,所以我来给你送这个……”

    冉从小包中取出一份讣柬,犹犹豫豫地放在桌上。它印制得很庄重,很考究。

    “有空儿,你就去参加;没空儿,就拉倒。反正人已经死了,左右不过是那么回事儿……”

    我立刻说:“我去我去!哪能不去呢!……”

    冉匆匆告辞……

    我独自发呆……

    一位社会心理学权威,一位性情极有涵养,平和得如一泓静水的老人,竟会在存自行车的地方跟妇女吵架,竟被对方用伞捅死,越细想,越感人生之无常……我认识他,才一年多。某日北影的一位朋友找我,求我件事。问什么事,说小事一桩,说希望我替他要到一个“饲养证”。

    “你也对花花产生怜悯?”

    “花花”是一条小狗,一条黑白色的小狗。在寒冷的冬季里,跑到了我们这一居民区。左胛骨那儿带着一道很深的砍伤,皮肉令人触目惊心地绽翻着。最先发现它的是几个孩子。它蜷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传达室的山墙后,由于冷和疼,瑟缩着栗抖。孩子们发现了它,就围住它。

    其中有我儿子。我想他们当时看着它,一定像看着一个年龄比他们还小的男孩儿或女孩儿,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或女孩儿,一个受了重伤奄奄待毙的小小流浪儿。他们可怜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我们童影宿舍传达室旁边,盖着一间简易的小土坯房子,住着些民工。正是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民工们见孩子们围住什么看,也纷纷好奇地走过去。那小狗在他们眼里,肯定和在孩子们眼里是不同的。他们大概看到了一盆肉。他们中的一个,就拖了它的一条后腿,想把它拖回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子里,杀了它,吃它的肉。也许他们认为,不杀它,它活不过几个时辰,也是难免一死的。人拖它时,它并不咬人,也不叫。我想当时它眼中,肯定充满了恐惧,肯定充满了绝望,肯定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悲凉。如果它真是一个男孩儿或女孩儿,真是一个小小流浪儿,也许但求一死?但求速死?

    可是有一个孩子突然叫喊起来:“不许拖它!”

    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候,我正开了阳台的窗子,放我写作时吞吐造成的满室烟雾。于是下面的情形便是我探身窗外所目睹的了:民工们未将一个孩子的叫喊当成怎么一档子事儿,拖小狗的那个仍拖它。

    “不许拖它!”

    许多孩子都叫喊起来。

    “你们的?你们的?”

    民工们不示弱。

    “你们的?!你们的?!”

    孩子们更不示弱。

    “你们想杀了它,吃它的肉,是不是?!”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咄咄逼人地质问民工们。“是,又怎么样?你们再叫喊,我们立刻弄死它!你们信不信?”

    “你们敢?!”

    “嘘,嘘,怎么不敢?”

    拖狗那个民工,说着不拖它了,目光四处寻找能立刻弄死它的东西。

    没什么顺手的东西可被他当场利用,他便去捧一块大石头。

    首先叫喊起来的那个孩子,扑向他,咬他的手。大石头落地,又砸了他的脚。

    他疼得抬起那只脚,一条腿金鸡独立,乱蹦乱跳。他恼羞成怒了,掴了那孩子一耳光,还将那孩子一拳推倒了。

    于是众孩子们齐发一声喊,都向民工们扑过去。孩子们毕竟多,民工毕竟少,那情形颇为壮观,也颇为刺激。孩子们一个个非常勇敢,甚至可以说非常凶猛,仿佛一群惯于出生入死的猎犬,准备发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天不怕地不怕地围剿几头大兽似的;仿佛他们早就期待着,某一天有某种契机和某种正当的理由,向某些大人们发动一场进攻了。居高临下,我发现我的儿子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劲儿。他一头朝一个民工汉子撞去,将那汉子撞得向后踉跄数步。

    我喊:“梁爽,不许撒野!有理讲理!不许……”却哪里还会引起儿子的注重!

    他低着头,小牛犊子似的,又朝另一个汉子撞去。我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我看见的,正是我那一向温良恭俭让的,备受大人们喜欢和夸奖的儿子。几个孩子围剿一个民工。同仇敌忾,进攻是一往无前的。

    民工们不但恼羞成怒,而且大打出手,开始反击了。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农村青年,真急眼了,他们才不管面对的是些孩子不是些孩子呢。虽然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可一旦开始以大人对付大人们的狠劲儿对付孩子们,最终吃亏的注定将是孩子们无疑。

    我眼睁睁看见我儿子被一个汉子一脚踹倒在地。他爬起来又扑上去,又被一脚踹倒在地……我喊:“嘿,那小子,你他妈再敢踹我儿子,我下楼去跟你拼啦!…

    …“

    儿子依然没听到我的喊声,依然没注意到我。他第三次向那汉子扑去,一头将那汉子撞倒了。于是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将那汉子压住,一阵拳打脚踢……那汉子却听到了我的喊声,招架着爬起来,抬头望望我,转身就往他们的小土坯房跑……

    斯时对面两幢楼的阳台窗子都纷纷推开了,一些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婶婶叔叔阿姨的,全将身子探出窗外,呵斥民工们:“反了你们啦,欺负起小孩子来了!…

    …“

    “谁打孩子了?谁打孩子了?认准他,饶不了他!”“妈的,王八蛋你站那儿别动!有种你站那儿别动!老子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打我女儿了!……”

    “小海,你挨打没有?宝贝儿,你挨打没有?你倒是说话呀!……”

    在大人们的助威之下,孩子们一个个表现得愈发凶猛。民工们的心理自是有所顾忌的,哪一个也无心恋战,纷纷退却。

    几个当爷爷奶奶叔伯婶姨的男人女人离开各家阳台来到外面时,民工们已退入他们的住处去了。然而孩子们仍不依不饶,围住那小土坯房子叫阵,扬言要继续火攻。大人们问明缘由,都说也难怪孩子们如此愤慨;都说那小狗着实的可怜;都说民工也忒不把作孽当成回事了,这么可怜的一只小狗,还忍心杀它?还忍心吃它的肉?何况它瘦得皮包骨,即便把它杀了,能剔出几斤几两肉哇?民工们自愧,则掩门不出。

    孩子们得了理,又有大人们的道义上的声援,就七嘴八舌非常之严正地提出:民工们必须向他们当面保证,今后再不许产生伤害那小狗的歹念;而他们要从此对小狗负起照顾的责任……

    大人们被孩子们的善良所感动,唤出民工们,迫令他们向孩子们当面指天画地说了些保证的话,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从此那小狗就有了保护人。孩子们给它起名叫“花花”。用破纸板给它搭了个窝,窝外面罩了一条谁家扔弃的小破被。窝里垫了几件旧棉衣,垫得暄暄软软,暖暖和和的。孩子们这些善举,使一位在北医三院做医生的家长尤其大受感动。他为花花实行了一次外科手术,细致地缝合了它的伤口,还给它输了两瓶葡萄糖。小花花乖得很,输液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只要有孩子在旁边守护着它,抚摩着它,它一动也不动,眼中充满了感激。孩子们又做了些卡片,说是“饲养证”。并且规定了饲养人资格,是“三好”学生才有资格饲养,不是“三好”学生没有资格。没有资格的孩子当然也是可以喂花花,可以和它玩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用食物将花花引诱到这一居民小区以外的地方去。而花花胆子极小,似乎明白,只有在这一居民小区的范围以内,它才能受到保护,才是安全的。

    无论用多么好吃的东西,也是不会将它引诱到远处去的。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孩子怀有将它引诱到远处的企图。

    我的儿子是“三好”学生,而且被公认在保护花花的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理所当然地是第一批获得“饲养证”的孩子之一。

    那一天我从外面把他领回家,命他立正站在我面前,严厉地问:“你那么撒野,对么?”

    他说:“对。”

    我说:“你还敢嘴硬?还敢说你撒野对?”

    他说:“要是见死不救,那对吗?”

    我说:“你可以用语言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立场和态度嘛!你和大人撒野,你不是明摆着吃亏吗?要是把你踹成内伤,你后悔也晚了!”

    他说:“我不后悔。”

    我生气了,说:“靠墙站着,反省去!”

    他就靠墙站着去了,但眼中立时盈满了泪。

    我又说:“你甭觉得委屈!你为一只小狗挨了两脚,你自以为值怎么着?”

    他仍不服管教,说:“我们要都像你这样想,小狗现在已经死定了!”

    我瞅了他半天,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见他眼泪断了线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转身从厨房拿了两个包子,塞给他,让他去喂狗……

    我满口答应了北影朋友求我的事儿,尽管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无可笑的成分。大人喜欢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养一只嘛。北影童影,养狗的大人不少。何必非要参与到孩子们中间去呢?那一心希望得到“饲养证”的大人,不知是怎样的一位大人,真有点儿怪!

    儿子放学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了这件事儿。我想区区一件小事儿,儿子便能替我办成。

    不料儿子回答:“得研究研究。”

    我一愣,问:“研究研究?谁们?”

    他说:“当然是我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们啦!”那口气,仿佛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这当爸爸的,企图通过他的关系,批一个官职给自己的哥们儿似的。我取笑他:“你们可算是有了种权力了!好,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尽早给我回话!”

    儿子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什么权力不权力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必要的资格审查的程序。对你们大人,性质更加不同。我们当初没考虑过大人,所以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明天你就得给我个回话!”第二天,我始终记着这事儿,询问结果如何。

    儿子说:“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

    我说:“怎么怎么,你爸爸介绍的朋友,还要面试不成?”

    他说:“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爸爸,就不讲原则。”我商量地说:“得了儿子,人家怪忙的,免了你们那原则吧!你再跟你们那些核心成员们帮爸爸疏通疏通,就算给你爸个面子行不?”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不行。”

    见我瞪着他语塞,他又悦:“我们就不忙吗?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还有作业,和大人上班有什么区别?大家要见见你那位朋友,就等于很给我面子,也很给你面子啦。我们总不能太随便地就发出去一个饲养证吧?”

    儿子的口气,言外之意仿佛是——爸你们大人也别太不识好歹了!

    ……

    晚上,北影的朋友打电话问相求之事我忘了没有?我说没忘,说只是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容易办成。朋友问这么一桩小事有何难处?我只得照实讲——孩子们要见一见那个希望获得“饲养证”的人,见了要当面判断一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之后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是——这——样——啊?……”

    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

    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

    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

    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只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

    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

    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只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

    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不过是毛病,三句话不离本行而已。举凡中国之事,政治论说派有之,经济论说派有之,文化论说派有之,唯善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一向以为政治经济是因,社会心理现象是果,此大谬也。这种因果关系也是二律背反的关系。现在可以这么认为,社会心理已不再仅仅是现象,而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决定改革这棵树上,结出什么样的政治之果,和什么样的经济之果。一群人即使在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下,也可以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一群猴子不能。从类人猿到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但由人退回到猴子去,往往和蝉蜕一次壳一样容易……”“我给你们沏茶。我给你们沏茶……”

    我起身走到厨房去了。

    朋友是很善于察颜观色的,跟至厨房。

    我耳语相问:“老先生怎么回事儿?我也没说什么他不爱听的话啊,何以引出他一大番宏论?”

    朋友也耳语道:“你千万别见怪。他一向如此,当导师当惯了。对他抬举的人,才侃侃而谈;在他讨厌的人面前,他会一句话也不说,故意使人尴尬。”

    “别沏茶了。趁孩子们没来,还是聊会儿嘛!我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民不可能皆圣贤,民亦当耻于皆不肖。不肖者,痞也……”

    冉的父亲,仍自说自话。那一种语调,虽很平和,并不言语汹汹,但使人听来,总有一种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一种诲人不倦的意味儿,和一种忧患多多的意味儿。

    我不敢接言。唯恐一接言,一般性的交谈,变成一场严肃的讨论。我已经很久不和人讨论什么了。克服了这一种亦曾染之的大的毛病,我觉得自身和周围的生活都安泰不少,自己不再那么地嫌恶自己了,也不再那么地嫌恶他人和周围的生活了。仿佛瘾君子戒了烟,寻找到了某种肺清腑爽的感觉,呼散掉了很多自身的浊气。

    不过我并没因为老先生的借题发挥,而破坏他给我的好印象。有一个时期,我也三句话不离文学来着,逮住一个什么人就跟人家大谈文学,全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所谓秃头不轻蔑和尚。

    我刚用托盘端了茶进屋,儿子就回来了,带了四位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看看表说:“你们很准时嘛!”

    他们也都看表,之后一齐看我朋友。

    朋友说:“都别看我。你们要面试的不是我。”我说:“对,不是他,是这一位。”指着冉的父亲,让他们叫爷爷。

    他们没想到要审查资格的是位“爷爷”,面面相觑,似乎不知所措。

    一个个窘了片刻,依次叫了“爷爷”。冉的父亲连忙站起,让出沙发,礼贤下士地说,“你们请坐沙发,你们请坐沙发。”

    朋友也只得从沙发上站起,坐床沿。

    孩子们倒不客气,心安理得地占领了两只单人沙发和一只双人沙发。

    冉的父亲将椅子摆正在他们对面,如钟肃坐,恭敬地问:“那咱们就开始吧?”

    一个孩子首先问:“你为什么对我们的花花感兴趣?”

    不待冉的父亲回答,朋友以大人们对孩子们那种习惯了的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听明白了——乔爷爷不是对你们养的狗感什么兴趣,而是对你们本身感到了点儿兴趣。至于狗嘛,他要养什么样的狗,我都能替他弄到!德国‘黑背’、日本‘狼青’、加拿大的‘雪橇狗’、澳大利亚的牧羊犬、西藏的藏獒,还犯得着非要和你们养一只赖巴巴的小狗崽吗?”孩子们一阵沉默,又面面相觑。

    其中一个,看来是核心的核心,就站起来,对我们三个大人一眼也不看,只看着我的儿子,隐忍地说:“梁爽,那我们走了。”

    儿子瞪着我,仿佛受了严重侮辱,抗议地哼了一声。我说:“别走哇别走哇!

    吃糖吃糖……“连忙从茶几下格取糖盒,抓了糖往他们手里塞。

    冉的父亲也立刻声明:“他的话不代表我,不代表我。我是既对你们的小狗感兴趣,也对你们本身感兴趣。是因为你们才对小狗……不,不,是因为小狗才对你们感兴趣,但主要是对小狗感兴趣……”

    朋友自觉无聊,躲到另一间屋去了。

    我又说:“乔爷爷是很值得你们尊敬的一位爷爷,是社会心理学家呢!”

    我儿子说:“爸,你别扯这些,这些对我们不起作用。”

    于是一个孩子瞅定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严肃之至地说:“你实际上还没回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哪!”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想了想,并没多大把握地回答:“我……我同情那小狗的身世……”

    “你认为狗也有身世吗?”

    “是啊,有的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就都有身世。比如一棵草本的花儿,它春天结骨朵儿了,夏天开放了,秋天凋零了,冬天死了,我们一般就不会替它伤感,因为就它来讲,身世挺好的了。可是,如果它夏天才结骨朵儿,还没等开放,秋天就到了,接着冬天就把它冻死了,我们就会替它伤感是不是?有了你们的爱护,花花的身世就改变了,变好了。如果我们能使什么的身世变好了,无论那是什么,只要不是坏的丑的恶的,都值得我们一做是不是?……”

    孩子们频频点头,看来他们对他的回答挺满意。好像他们的问题的标准答案,正是那样的。然而我看出他们在装理解。他们挺满意的,也许只不过是七十来岁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态度。他那一种虔诚的态度,分明的使他们产生了大的错觉,起码在那一时刻产生了大的错觉——似乎他们是大人,而他是孩子。我猜他们对他们的那个问题,是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小明的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一个最稚气的孩子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一愣,这问题太唐突,好生的没道理。不过就是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共同饲养一只小狗么,岂可对一位爷爷辈儿的老人的智力正儿八经地进行面试?

    我看冉的父亲——老社会心理学家也不禁地一愣。孩子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儿。

    冉的父亲犹犹豫豫地说:“老三叫三毛?”

    孩子们都笑了。

    “那……叫……叫小毛?”

    孩子们都得意洋洋地摇头。

    我说:“叫阿毛吧?”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

    于是冉的父亲就努力动脑筋思考起来。

    我递给了他一支烟,转身去到另一房间问朋友,满心希望朋友比我和冉的父亲智商高点儿。

    朋友气恼地嘟哝:“这些个孩子!这算干什么?这叫什么问题?”

    我说:“是啊是啊,纯粹小孩子蒙小孩子的问题?你快告诉我,我好去提示,省得他被难住。”

    “我怎么知道!”

    朋友耸耸肩,继续看他的书,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沮丧地回到“考场”,见冉的父亲一口接一口吸烟,已然显得很不自在。

    提出这问题的孩子说:“那我再讲一遍,你认真听。”看看我,又对我说:“你也认真听。你们一块儿动动脑筋,启发启发他。”于是那孩子又讲了一遍。

    冉的父亲仍回答不了。我也是。

    我儿子忍不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老三叫小明呗!问题中已经告诉得明明白白了嘛!”

    接着他们又出了一个问题——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冉的父亲还是被难住了。

    我也不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一个孩子就讲了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些好吃的,香味儿引来了鬼。鬼想用一盘磨换人那些好吃的。鬼说磨一转,就出盐。人觉得合适,跟鬼换了。人把磨藏在山洞里,自己需要盐的时候,便偷偷到山洞去,不愿自己的同类也得到盐。鬼很瞧不起人的自私自利,一天夜里,把磨扔到海里去了。于是海水就是咸的了,于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企图靠一盘磨发大财的希望破灭了……朋友不知何时也过来了,听了这个故事就大鼓其掌,一边鼓掌一边说:“噢,海水是这么变咸的呀!”

    我和冉的父亲,相应地也都说了些自己知识很贫乏,今天知识有所增长之类的话。

    那天孩子们对冉的父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资格审查,最后他们的核心的核心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还行”。冉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孩子们也便笑了。

    我看他们在那一个多小时内也不怎么轻松。当他们都说“还行”时,也是如释重负的。我和我的朋友,跟着审查的被审查的,一块儿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们终于将“饲养证”交给了冉的父亲。嘱咐他别丢了,不许转让,不得擅自涂改等等。他们还强调指出:之所以必须履行审查程序,乃是因为,据他们了解——人善,养的狗也善;人恶,养的狗便恶。人智商高,养的狗也聪明;人弱智,养的狗便傻头傻脑。他们不愿他们的花花,将来长成一条既恶又傻头傻脑的大狗…

    …我的儿子送他的小伙伴们走后,冉的父亲说:“这就好,这就好。中国还有这样的孩子,实在是中国的一大幸事。”朋友附和道:“对,对。乔老师看问题,就是思维辽阔,具有远见卓识。”

    我对中国的将来,和中国现在的孩子们,既不曾怎样的乐观过,也不曾杞人忧天地悲观过。没什么意见值得发表,只有对冉的父亲满怀敬仰地笑着而已。

    从那一天起,早晨,中午或晚上,我每日至少能见到冉的父亲一次。

    他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来喂狗。很快的,他不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并且获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见了他,开始礼貌而亲切地叫他“乔爷爷”,视他为他们养狗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了。花花自然也对他熟悉起来,信赖起来。在那小狗的意识里,也许不但认为又多了一个保护人,而且认为是一位妈妈寻找到了它吧?毕竟,一位老人对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般的小狗的怜悯、爱心和责任感,比之孩子们是更周到的。似乎多了些什么内容;似乎他非常需要拥有那样一只小狗,哪怕是部分地拥有;似乎它最应是“花花”;似乎如果不是,便缺少了某种意义。

    我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花花驻立街口。我知道它在等待他。它一望见他,便欢跃地奔跑过去迎接。我也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在进行抡臂运动,花花则蹲踞他跟前,凝视他。他抡左臂,它的头便歪向左边;他抡右臂,它的头便歪向右边。

    那是挺幽默的情形。

    后来我发现花花干净了,漂亮了。白毛雪白,黑毛乌黑。黑白分明,精精神神的花花,似乎是一只出身高贵、备受宠幸的狗了。

    儿子告诉我——乔爷爷将花花带回家,已经给它洗过好几次澡了。

    不久儿子又告诉我——乔爷爷说,过几天他要请些人来给花花打预防针……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写作,忽闻儿子的足音异常急促地噔噔噔奔上楼。儿子一进门就喊:“爸呀爸呀,你快出去帮我们救救花花吧!”

    儿子眼中充满了惊慌。儿子那双眼睛,使我联想到民工们要杀花花那一天可怜的小狗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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