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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的水管风波

    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关于“装车”和“卸车”。院内的“水管风波”。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酒馆?

    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颇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其种类也相当齐全。

    北京市民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师酒肆之中,“南酒店”却占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贞”、“花雕”、“封缸”、“状元红”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做一种陪衬,附带出售;与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种“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涞酒、木瓜酒、干榨酒、良乡酒……后来渐渐加添上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已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季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渐渐素食减少,而变为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如今,则以“小肚”①、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或“药酒”,但早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非黄酒而是各种露酒,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店中出售。这种酒店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购回再饮。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饮料统称为“色儿酒”,“色儿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忌、白兰地一类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人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外,市面上似乎始终阙如。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曰:

    地安门外赏荷时,

    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

    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着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宾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着,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召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着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伙哄着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徽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伙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惟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同海西宾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其沉重。倘若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它?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啊!而在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

    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心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地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

    薛纪徽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都还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在进行,虽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苫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而且女儿小莲蓬带着油嘴圈儿,恰巧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他便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来啦!”

    薛纪徽赶紧进屋,劈面便见着了母亲。

    此刻薛大娘心里真是酸苦辣咸俱全,惟独少去了甜味。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时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底让薛大娘脸面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时当着薛家人向潘秀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娅呀,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娘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娘要脸,她不愿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布置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只是木樨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讪讪地向新来的客人解释着: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着,呆一会儿准来给大家点烟敬酒;薛纪跃是真的醉了,他傻笑着,胡乱地应答着人们的祝贺与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及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纪跃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在那样一种场合和气氛中,有谁听得懂他嘴里吟出的句子呢?他试图把最后两句展开议论一下,可是谁又能有听他讲解的耐心呢?在一阵乱哄哄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

    薛纪徽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纪徽等待着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一句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那眼里充盈着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纪徽的心针刺般发疼了。

    新房中的宴客们并不清楚薛纪徽是才刚到来,薛大娘和薛师傅出于面子也并不当众盘问薛纪徽为何姗姗来迟;薛纪跃在酒醉后失去了逻辑思维,见到哥哥只是拿起酒杯嚷着:“哥!咱俩干一杯!”……所以薛纪徽竟顺利地渡过了第一道难关,迅速地在新房中同大家达到了协调;他自己稍觉难为情的,只是他的衣衫对比于其他的人,未免显得寒碜——他实在来不及再回趟自己的家,换上一身鲜亮的礼服。

    在席面上应酬了一会儿,他便出屋进到苫棚,打算了解一下所谓雷达表被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孟昭英果如他所料,正在苫棚中帮厨。薛纪徽原来作好了被母亲、弟弟乃至于父亲埋怨的思想准备,对孟昭英却完全放心,难道她还会责难他吗?他万没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见到他便毫无保留地发泄出了全部怨气。她不顾路喜纯在场,先是顿着脚埋怨:“你还知道来哩!你干脆别来不更痛快!小莲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们家的苦力!童养媳也比我强!我还活着干嘛?干脆一头撞死拉倒!”说着她竟激动地抽泣起来。

    薛纪徽慌神了。他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他忽然洞察了她的贤淑辛勤和她在见到他以前的拼命克制。他的良心在一阵阵地抽搐。他为那么多人都考虑到了,偏忽略了她!这心地善良的、用全身心爱他的妻子!

    他也顾不得那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路喜纯在场,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孟昭英那抖动的肩膀。沙哑地说:“是我不好!你回家再骂我吧……我知道你实在不容易,难为你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天……”孟昭英用手绢堵住鼻子,抽噎得更加厉害,他只得疼爱地抚摩着她那浑圆的肩膀,劝慰地说:“行了行了行了……我都明白。生活就是这样,谁也不容易……都得互相谅解才成……我以后再不会撇下你一个人了,重担子咱们一块儿挑……”

    路喜纯别过头去,给煮好的鹑鹌蛋剥皮。鹌鹑蛋是荀大嫂送过来的,她建议先给新娘子吃上几个,压压惊。

    薛纪徽见孟昭英稍趋平静,便抓紧询问:“那雷达表是怎么回事儿?我在胡同里遇上了西宾,他说咱们这儿刚才闹了一场……”

    孟昭英突然又激动起来,把肩膀一晃,甩脱开薛纪徽的双手,既委屈又鄙夷地说:“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敢情早先一直保密,瞒着我——哼,谁稀罕哩!我算什么?听使唤就行了呗!人家可是金枝玉叶,腕子上有了不锈钢的,还嫌不够派头,给预备着雷达镀金小坤表哩!要不是我跟这儿碍事,早拿出来给戴上了!……说是跟那五斗橱抽屉里搁着,人家路师傅给上‘四喜汤’,说那‘汤封’也在抽屉里头,拉开一看,‘汤封’跟表都没影儿了!这就闹腾了起来!……说是宝桑挨着那抽屉坐,准是他偷了,要搜人家。宝桑能让搜吗?闹得个天翻地覆!……宝桑也不是东西,满嘴胡,把路师傅也给伤了……新娘子这会儿还跟你妈那屋哭呢,我这眼泪值几个钱?你快去吧,可别让你弟妹委屈大发①了!……”

    薛纪徽本想这就去见见新娘子,想法子调解一下。听了孟昭英后几句话,却又不能立时挪脚离去,只得拉过孟昭英一只手来握住,揉搓着说:“别这样,别……凡是想开点,都能闹清楚的……一家子人,还是要谅解着点,要团结……”

    在新房隔壁,薛师傅和薛大娘的住室中,亲友们都已回避,摆宴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也不及收拾;潘秀娅坐在床边,心里比孟昭英更委屈、更烦怨,她眼泪汪汪,撇着嘴角,随着低头揉搓衣角,原来落在头发上的五彩纸屑,不断地飘到膝上……薛纪跃的大姑和詹丽颖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边,劝慰着她。大姑笨嘴拙腮,詹丽颖粗声大气,都不得要领。

    潘秀娅只觉得自己是受了骗。什么雷达表?真有吗?真为我买了,怎么不早让我戴上?怎么那么巧,一拿“汤封”,就连雷达表也飞跑了?更可气的是,敢情薛纪跃他爹当年是个喇嘛庙里的喇嘛!喇嘛不就是和尚吗?和尚不是不许结婚吗?不是不许吃荤吗?……这下可好,自个儿嫁到了个喇嘛家!传到单位里去,人家非拿我开心不可!光凭这一条,就得白踩咕②我一顿!大嫂也是,你给介绍的时候,怎么不把这一点弄个清楚?薛纪跃就更不像话,你干吗隐瞒?还有,你不能吃鱼,见鱼就吐,究竟是个什么毛病?……怪不得你没见上我几次就说你“愿意”!……七姑走了,生是给逼走的——十六道菜刚上到十二道,就把汤端上来了,准是事先跟那大师傅串通好的!那是个什么大师傅啊!“大茶壶”的儿子!恶心!还有那个什么宝桑,真现眼!没准确实给我买了块雷达表,没准真让他给偷走了。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薛家净是这号亲戚!将来还得了吗?动不动就来足撮一顿!谁供得起?还顺手牵羊!那个什么殷大爷也够呛,阴阳怪气的,会点穴!说是薛纪跃他爹当年的把兄弟,我看准也是个喇嘛!我真嫁到个喇嘛庙里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得了啊……

    想到这里,潘秀娅爽性捂脸痛哭起来。

    詹丽颖搂住她,摇晃着她,劝慰她说:“咳!你遇上的这些个事算得了什么?一点小小的误会!一点小小的损失!你们这些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才惨呢!打成了‘右’!那什么滋味?下放!劳改!批斗!检查!……你这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快别流‘自来水儿’了,听你詹姨的话,洗洗脸,整整头,抻抻衣服,喷喷香水,高高兴兴,活活泼泼,重上喜宴!……”

    詹丽颖的话语并不能解释潘秀娅心中的疑虑,但她的一片热心肠毕竟还是能给人温暖的,潘秀娅在她的臂弯中稍趋平静……

    这时小竹突然跑了进来:“詹姥姥,您在这儿!我爷爷替您盖了戳子——您的电报!”说着递给她一个薄薄的封套。

    詹丽颖双眉一耸,接过来顾不上道谢,立即拆开看那电文,只见有六个字:

    兄病速来惠娟

    惠娟是她爱人的亲妹妹。詹丽颖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立即置新娘于不顾,也不跟那大姑解释一声,捏着电报便头也不回地奔回了自己家中。她坐到自家床上,又把电文看了两遍,发了半分钟愣,便猛地倒在床上,把枕巾扯过来,下意识地把枕巾一角塞进嘴里嚼着。

    “兄病速来”!什么病?难道……她忽然想到年初爱人来探亲,她煮好元宵给他吃,他曾说过:“咽起来觉得自己是只北京填鸭……”他的食管是不是那时候就有了问题?而且他明显地日渐消瘦!……太可怕了!她整天都干了些什么啊!为别人的事瞎忙!却偏偏对自己的爱人掉以了轻心!她还觉得别人都是悲剧性人物哩——嵇志满可怜,慕樱孤单,薛家失窃,新娘子委屈,韩一潭优柔寡断,澹台智珠力不从心……可闹了半天最大的悲剧是在自己身上!偏偏在这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事业上出现发展前景、家庭即将团圆的时刻,袭来了阴森森的病魔!这袭击一定急促而猛烈,否则不会由惠娟署名来电——啊!会不会已经……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总还要仅仅说“病”而不说……的!

    詹丽颖猛地坐了起来,她把那封电报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心乱如麻。她该怎么办?啊,她必须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对了,她得立刻去打电话——往四川打长途,找惠娟,找爱人单位的领导……她还得立刻给本单位领导打电话请假。她不能等到明天,她今天就该搭晚车走;要么,她就该立即去弄到一张明天或后天的飞机票……

    她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刚往垂花门冲了几步,又突然扭回身,朝张奇林家奔去;奔到门前她就使劲地用手指头弯敲门上的玻璃,还一边叫着:“于大夫!我用用您家的电话!”她突然发现了门上的锁——原来惟一留在家中的张秀藻刚刚出去——她急恼之中不禁把那门锁用力地拨弄了一下。她又转身大步朝院外走去。刚出垂花门,一个瘦小的男人迎着她说:“詹姨,您瞧这是什么事儿——打了水不管回水,水管子冻上了,我们可怎么办?”她一反常态,听也不要听,绕过对方身子,一径冲出了院门。出了院门,扑面一阵冷风,她才意识到忘记了戴围脖,并且没有锁屋门,但她并不转去,而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公用电话……

    在詹丽颖离开了新娘子以后,薛纪徽才进那屋去,同新娘子见了面。他诚恳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我们确实有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我,不该现在才来……可是,小潘,时间长了你就明白,我们一家子都是实诚人,不会亏待你的……咱们团结起来,实实在在地过日子,不好吗?表丢了,咱们可以再买一块;谁得罪了谁,咱们可以赔礼道歉……遇事干嘛往窄处想呢?生活的路,宽得很嘛!小潘,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没有现成的幸福,全靠想得开,靠相互谅解,靠争取,靠奋斗……唉,我也说不好,反正,你心领就是了!……”

    潘秀娅毕竟是个本性淳朴的人,她对生活,对人和事,本无过分的苛求,听了大伯子这番恳挚的话语,她停止了抽噎。

    孟昭英端了一碟鹌鹑蛋进来,连筷子一起递到潘秀娅手中,对她说:“吃吧。外院荀大婶送给咱们家的。特为你煮的。吃了补精神。要嫌淡,我给你拿盐去!”

    薛纪徽和潘秀娅都抬眼望着孟昭英,两个人心里都挺感动。薛纪徽更觉得孟昭英心地仁厚。她仅仅是冲自己最贴心的丈夫发泄心中郁结的浊气,在其他人面前,她还是竭诚地尽她的义务。难道他今后不该加倍地怜爱她么?……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同詹丽颖一墙之隔的那间东屋的小两口回来了。两个人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单薄。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的收入最少,负担却最重——他们每月得分别给双方的老人五块钱,此外,他们的儿子才三岁多,平时搁在姥姥那儿,因此还得多给姥姥三十块钱。他们像许多类似的北京市民一样,过着一种把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极其精细的生活。他们屋里只安了一个六瓦的小日光灯,而且尽量做到能不开就不开。他们绝对不吃零食,从未见过他家来过客人,更不消说从未请人来他家吃过哪怕是一碗炸酱面。

    每月他家的电表顶多只走一个字,逢到海西宾来收水电费,他们一听说因为总电表中有多出的度数,需得各家均摊补齐,便会一遍又一遍地诅咒“偷电的耗子”;因为除了张奇林家,其余各家都合用一个水龙头,由一个水表显示总用量,他们在用水上倒不那么节约;但是倘若别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时回水,使水管上冻,不得不在烧热管子的过程中浪费掉一部分自来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费均摊额上升时,他们也总要久久地生气、抗议、痛心……

    这天他们上完早班,拿着工会发的电影票到圆恩寺电影院看完《真没有想到》和《心灵的呼声》两部短片,回到家里,便分头张罗家务——男的叫梁福民,他提着水桶去水管那儿接水;女的叫郝玉兰,她坐在小厨房里,把入冬前买来的储存白菜,耐心地一棵棵倒腾着重新码过。他们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水,为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里面盛两桶水;他们储存了100斤一级菜、200斤二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便耐心地把一棵棵白菜都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三两天,郝玉兰都要把它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就是菜帮子,也尽量不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同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一样,他们具有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他们穿得并不坏,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也并不比别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12英寸黑白电视机——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它,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时,开上那么一阵;平日晚上他们宁愿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至于对他们的儿子,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让儿子穿戴得漂漂亮亮自不必说,偶尔还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心里美滋滋地享受……两个月前他们有过一次壮举: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八毛钱!回来时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对生活感到十二万分的满足。

    但是这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提水,水管子竟冻住了!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天用水量极大,一大早便将水井下的阀门打开,因为要随接随用,又仗恃着中午比较暖和,便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谁想下午四点钟一过,气温一分一秒地迅速往零度下降,待梁福民来接水时,便出了问题!

    梁福民跑回厨房,对郝玉兰说:“水管子上冻了。我可没精神去烧开它。凑合着用缸里的剩水吧!”郝玉兰生气地说:“缸里只剩个底儿,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哪能凑合?都是薛家自私,光顾他们方便!今儿个他们也不知用了几吨水,下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甭跟他们客气,找他们家去!让他们把水管子给烧开!”

    梁福民抹不开面子,光是怄气,并不动窝。他叹口气说:“今儿个也不知是怎么的了,水管子上了冻,我跟詹姨说,她那么个热心人,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根本不搭理我,扭头走人了……”郝玉兰便停止码白菜,站起身来,气恼地说:“敢情他们各家刚才家里都有人,都把水提足了,所以不着急……你这个‘杵窝子’①,你不敢去找,我去!”说着拍拍围裙,甩着手走出小厨房。刚迈出去,恰可好薛大娘从新房出来,郝玉兰气呼呼地冲着薛大娘说:“嘿!你们家得负责啊!你们光顾自个儿得用,打开水管子不给回水,这会儿冻得邦邦硬,让我们到哪儿接水去?”

    薛大娘这天遇上的窝心事本已一大笸箩,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饭都已消耗到一半,可新娘子还没露面,客人们不免七嘴八舌,纷纷要求新娘子“下凡”一见。薛大娘脸上堆笑,心中叫苦,正出得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看新娘子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不曾想刚迈出门槛,斜刺里却杀出了个郝玉兰!

    薛大娘一愣。闯入她眼帘的郝玉兰,瘦小干枯,小鼻子小眼,本不标致,再加上怒容满面,双手叉腰,出言不逊,顿使她从胃里泛出一股秽气。薛大娘在这天里本是立誓任凭什么海鬼夜叉来捣乱,也一律要好言好语相待的,在郝玉兰这突然袭击面前,却一时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她想到院里别家对跃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样的礼品:张局长和于大夫他们是一个自动压水的热水瓶,海老太太和海西宾他们是一个带哨嘴的搪瓷“叫壶”,詹丽颖和慕樱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妆用品,澹台智珠家送的是一个白瓷观音,韩编辑和葛老师送的是一听上海金鸡饼干,荀师傅家送的不止一样,最值钱的是一盏有机玻璃座子的台灯……惟独梁福民和郝玉兰,只拿了一卷1983年的电影挂历来敷衍——薛大娘知道,那挂历是他们厂子里发给他们的……

    薛大娘一口气堵在喉咙口,不能不吐出来。她用训斥晚辈的口吻对郝玉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没瞅见我们家正在办红喜吗?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地商量?干吗那么横鼻子竖眼的?”

    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娘亏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薛大娘也曾捧着喜糖来找过他们,见门锁着,只得退回,还曾跟孟昭英说:“小梁小郝他们有小小子,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忘了你给我补上!”……郝玉兰此刻面对着愠怒的薛大娘,心想你们家办红喜有什么了不起!抠门儿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着!稀罕你呢!咱们“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可得给咱们乖乖地烧开!

    两个邻居便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争吵起来。

    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地说:“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护国寺庙会里头‘年儿’耍把式、‘仓儿’说相声差不离啦!当年‘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像你们这么吆喝过!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快忙活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真太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当你脸上这么白一块红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家,先跟她那儿打两桶……啊,锁门了,那也用不着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不就结啦!……”

    薛纪徽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薛大娘转身劈面见着孟昭英,一腔怒气和幽怨又冲着媳妇发泄起来:“啊,我跟这当院让人踩咕,你倒一边躲着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连眼皮儿也不往那边夹一下,眼下水管子冻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

    薛大娘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薛纪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锅铲对汤瓢地大干一场。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

    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着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像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

    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着一个纸包发愣。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蹿着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

    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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