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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第四辑 我的生活一、回忆童年

    我生于光绪廿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就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那一年。我父亲是热心西学热心维新的人,所以家里一面挂着一幅彩色石印的光绪皇帝的像,一面挂着一个外国女孩子的像,堆着一个笑脸,双手拿着一顶破烂草帽,里边承着几粒新生的鸡蛋。我母亲爱它,所以挂起来。这便是我的家。我母亲针线红篮里,有一本不知怎样流到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大概所谓Slickmagazine,纸张是光滑的。母亲用那本旧杂志来放她的绣线。

    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洲的西溪的山水。最深的还是西溪的山水。父亲是维新派,又是做梦的理想家,替我做入柏林大学的梦。二姐是勉励我上进读书成名的人。以外我有一个温柔谦让天下无双的母亲,她给我的是无限无量恒河沙数的母爱,永不骂我,只有爱我。这源泉滚滚昼夜不息的爱,无影无踪,而包罗万有。说她影响我什么,指不出来,说她没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大概就是像春风化雨。我是在这春风化雨母爱的庇护下长成的。我长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你想天下无限量的爱,是没有的,只有母爱是无限量的。

    这无限量的爱,一人只有一个,怎么能够遗忘?

    我们家居平和县坂仔之乡,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坂仔又称东湖,在本地人,"湖"字是指四面高山围绕的平原。前后左右都是层峦叠嶂,南面是十尖(十峰之谓),北面是陡立的峭壁,名为石缺,狗牙盘错,过岭处危崖直削而下。日出东方,日落西山,早霞余晖,都是得天地正气。说不奇就不奇,说奇是大自然的幻术。南望十尖的远岭,云霞出没。幼年听人说,过去是云霄县。在这云山千叠之间,只促少年孩子的梦想及幻想。生长在这雄壮气吞万象的高山中,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楼大厦?如纽约的摩天,说他"摩天",才是不知天高地厚,哪里配得上?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缚,人事之骚扰,都是因为没有见过,或者忘记,这海阔天空的世界。要明察人类的渺小,须先看宇宙的壮观。

    又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西溪的夜月。我十岁,父亲就令我同我的三哥(憾庐)四哥(早殁)到厦门鼓浪屿入小学。坂仔到厦门不过一百二十里,但是船行而下,那时须三四天。漳洲西溪的"五篷船"只能到小溪,由小溪到坂仔的十二三里,又须换小艇,过浅滩处(本地人叫为"濑")船子船女须跳下水,几个人把那只艇肩扶逆水而上。但是西溪五篷船是好的。小溪到龙溪,一路山明水秀,迟迟其行,下水走两天,上水须三天。幼年的我,快乐无比的享受这山川的灵气及夜月的景色。船常在薄暮时停泊江中。船尾总有一小龛,插几根香,敬马祖婆,有时也有关圣帝爷。中国平民总是景仰忠勇之气,所以关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偶像。在那夜色苍茫的景色,船子抽他的旱烟,喝他的苦茶。他或同行的人讲给我们听民间的故事。远处他船的篝灯明灭,隔水吹来的笛声,格外悠扬。

    这又叫我如何看得起城市中水泥笔直的大道?

    父亲是幽默成性,常在讲台上说笑话。但他也有义愤填胸之时。他身体是好的,是幼时穷苦练出来的。我幼时常看见他肩上的疤痕。我祖母也是强壮的;他曾经在本乡五里沙,用挑担的木棍(叫"禀担")把男人赶出乡外。他告诉我们小时肩挑卖糖,天雨时祖母又赶紧炒豆,叫他挑卖豆仔酥。也因为监狱卖米,比较得厚利,也挑米到监狱去卖。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杨之乱,祖父给"长毛反"抓去当挑夫,因此母子两人挣扎过活。父亲二十四岁,才入教会的神学院,中文自然是无师自通的。因此他常同情于穷家子。我母亲也是出身寒微之家。常立在大门,有过路挑柴卖菜的,她总是请他进来喝一碗茶休息。有一回乡绅作怪,县里包柴税。乡下人上山采柴,挑几十里路来平原卖。一挑可卖到一百二十文。这包税制度,是鱼肉乡民的,没有什么定税。坂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场,乡下人都来买卖。有一回父亲遇见那位乡绅,硬要卖柴的人,每挑纳七十文的税。父亲挺身出来,与乡绅大闹,并说要告到县里去。乡绅才销声匿迹而去。……

    说到我二姐,是这样的。我进大学,是替她去的。二姐聪明美丽,想入大学而无法入大学。我们乡下的家,就是家庭学校。大约乡下人起来早,男孩子管洗扫,在家里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园,女孩子管洗衣及厨房。那时我母亲已五十以上了,家里洗衣烧饭是她管的。暑假夏天,大家回来,早餐后就摇铃上课,父亲自己教,读的是四书《诗经》,以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唔的读书声。我记得约十一时,我二姐必皱着眉头说她得烧饭或者有衣待洗去了。下午温习,日影上墙时,她又皱着眉头,说须去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打叠后,又须烧晚饭。她属虎,比我大四岁。我们共看林琴南译的说部丛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之类。还有一次,我们两人,口编长篇小说,随想随编,骗母亲取乐,并没有写下来,记得有一位法国侦探名为"库尔摩宁",这是我们骗母亲的。

    她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就吵要上福州入学高造。这怎么可能呢?我父亲生六男二女,又好做梦,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当嫁,是当时的风气。记得听父亲对朋友讲,要送二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将漳州唯一的祖母传下来的房屋变卖来的。到了签字卖屋之时,一点泪滴在契约纸上。到福州上学,教会学校可免学费,但是单川资杂费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这就无法筹措。所以我二姐上进求学,是绝无希望的。

    她那聪明的头脑,好读书的心情,我最晓得。她已二十岁了,不嫁何待。但是每回有人说亲,母亲来房中向她说,她总是将油灯吹灭,不同她讲。父亲在做狂梦,夜里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牧师的月收是廿四元,这不是做狂梦吗?(他看了不少上海广学会的新书,所以知道这些)。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牺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岁,我十八岁,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钱是借来的),她要到山城结婚,葬了她求学的美梦。她结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我们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远行留学,同船沿西溪到那乡镇。未结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袄里的口袋拿出四毛钱含泪对我说:"和乐,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是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这读书成名四字,是我们家里的家常话,但这离别的情怀又不同了。那话于我似有千钧重的。

    过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里薄有家产,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这一门媳妇,总算衣食无忧。她问到我学到什么英国话。我告诉她。匆匆行别,也诉不到多少衷曲。我秋天回上海,听见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她的坟还在坂仔西山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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