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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十三、我过新年①

    ①原题为《记元旦》。

    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其他节日和它比较起来便显得缺少假日精神的整个性了。五天里面,全国的人都穿了最好的衣服,关上店门,闲荡着,赌博着,敲锣鼓,放爆竹,拜年,看戏。这是一个大好日子,每个人都憧憬着新年发财,每个人都高兴地添了一岁,准备向他的邻人说些吉利的话。

    在新年中就是最卑贱的婢女也可大赦,而不愁挨打了,最奇怪的,那些终日操作的女人们也悠闲起来,嗑着瓜子,不愿洗衣煮饭,连菜刀也不肯拿。怠工的理由,是新年中切了肉就等于把好运切了,把水倒入沟中就等于把好运倒了,洗了东西,就等于把好运洗去了。一副副红对联贴在每一扇门上,都包含了鸿运,幸福,和平,昌顺,春兴等字样。因为这是大地春回的节日,也是生命财富回来的节日。

    在庭院中,在街道上,一天到晚全是爆竹声和硫磺气味。父亲失去了尊严,祖父变得更可爱了,孩子们吹着口笛,带着面具,玩着泥娃。乡下女子穿了最好的衣服,跑上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戏,一些绔绔少年便得乘此恣意调笑。这是一个妇女从煮饭洗衣的贱役中解放出来的日子。假如男人们饿了的话,他们可以吃几块油煎年糕,一碗有现成汤的鸡蛋面,或是到厨房里去偷几片冷鸡肉吃吃。

    国民政府早已命令废除阴历新年,可是我们依旧过着阴历新年,大家拒不废除。

    我是非常新派的,没有人能责我保守。我不但赞成格利高里历,我更赞成一年十三月,一月四周的世界历。换句话说,我的观点是很科学的,我的理解也是很合理的。可是也就是这科学的自傲,它受到严重的创伤了。因为在公认的新年里人们都只是佯为祝庆,毫无诚意,我是大大的失败了。我不要旧历新年,可是旧历新年终于在二月四日来到了。我的科学意识叫我不照旧历过新年,而我也答应我不会。我坚决的对自己说:"我决不让你跟下去。"然而,我在正月初头便感觉到旧历新年的来到了。当一天早餐时,仆人送来一碗腊八粥的时候,就清楚的提醒了我这天是十二月初八了。一星期后,仆人来预领他年底应得的额外工资。他告了半天的假,并给我看一包送给他妻子的新衣服。在二月一日到二日,我不得不把酒钱分给送信人、送牛奶人、车夫和书店童役。我觉得什么都来了。

    二月三日,我依旧向自己说:"我决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妻叫我更换内衣。我说:"为什么?"

    "周妈今天要洗你的衬衣,她明天不洗衣服了,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为了人情,我无法拒绝。

    这就是我下水的开始,早餐后,全家要到河边去,因为那边举行着一个很舒适的,可是违反政府不准遵照过旧历新年命令的野宴。妻说:"我们叫了汽车先去。你理了发再来好了。"我不想理发,可是坐汽车倒是挺大的诱惑,我不喜欢在河边跑,我喜欢坐汽车。我很想到城隍庙去替孩子们买些东西。我知道这是春灯的时节了,我要我最小的孩子去看看走马灯是什么东西。

    我原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期到那里去,你会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在归途上我发现我不但带了走马灯、兔子灯和几包玩具,还带了几枝梅花回家以后,我看到有人从家乡送了一盆水仙花,我的家乡因出产这种美妙馥郁的水仙而闻名全国。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触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

    中饭时,水仙花的香味使我想起了一种福建的萝卜糕。

    "今年没有人再送我们萝卜糕了。"我不快地说。

    "这是因为厦门没有人来。不然,他们是会送来的。"妻说。

    "我记得有一次在武昌路的一家广东店里买到完全一样的糕,我想我还能找到它。"

    "不,你找不到了。"妻挑战地说。

    "我当然能找到。"我心有所不甘。

    下午三时,我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家了。

    五时,我们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子,我惶恐地感觉到我已犯了戒条。"我不愿庆祝什么除夕,我今晚要去看电影。"我坚决地说。

    "你怎么能够呢?我们不是已请了TS——先生来吃晚饭了吗?"妻问道。事情似乎弄糟了。

    五时半,最小的孩子穿了红的新衣跑了出来。

    "谁替她穿新衣的?"我责问。显然有些激动,但还庄严。

    "黄妈替她穿的。"

    六时,我发觉壁炉架上光亮地点着红烛,它们一层层的火焰向我科学意识上投来了胜利讽刺。这时,我的科学意识已经显得模糊低落而不真实了。

    "蜡烛谁点的?"我又诘问。

    "周妈点的。"是回答。

    "蜡烛又是谁买来的呢?"我再问。

    "什么,不是早晨先生自己买来的吗?"

    "哦,我买的?"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使唤,这一定是什么别的意识。

    我想这有些可笑,回想我早晨所作的可笑是不及我那时头脑和心志的互相冲突的来得可笑。立刻我被邻居的爆竹声从心理冲突中惊醒了来。这些声音一个连一个的深入我的意识中。它们是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体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东邻的挑战接着引起了西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是不甘被他们击倒的。我从袋里抽出一元钞票,对我孩子说:

    "阿经,拿去给我买些高升鞭炮,捡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

    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觉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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