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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终于离异(1)

    我必须补叙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为地下党联系的一个“进步关系”之后,更不要说在入党之后,有一个万能的解释使我无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们的一切苦恼,一切不幸来自万恶的旧社会的制度。不论是贫穷、压迫、仇恨、欺骗、叛卖、悲苦、恶习、传染病、迷信、愚昧……都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建立了崭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会以后,各种死结都能解开,各种忿愤都能释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我读到过一篇写斯大林的文章,说是斯大林擦干了人们眼角的泪水。这太让人感动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领导人,把千千万万个愁苦人的眼泪擦干了,世世代代苦难尝遍的劳苦人民,终于破涕为笑,舒展了皱纹,舒放开嘴角,这样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地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种状况有时候让我痛苦、无奈直到愤慨。为什么我从十来岁就要背起自己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还有上一代人的种种重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我曾与全国妇联幼儿园的杨园长讲座过母亲的离婚问题,杨园长提出两点,第一,根据她与母亲的谈话,她认为母亲对父亲不无感情。第二,母亲的年龄正在临界点上,她再老一点就会全心全力地只顾孩子,再年轻一点,她会优先考虑丈夫。现在,她处于两难时间段。我从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么帮助。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然后父亲的潜力永远被压抑着。他常常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败,工作成绩不被肯定,群众关系(与周围同事关系)不佳,领导不待见,钱不够花,营养没有保证,缺东少西,邻居不讲礼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绝见他,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没有社交活动……他又善于抒情,讲得阴毒痉挛,颠狂冷笑,活不下去。什么(受到了)凌辱,什么他现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传》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连阿Q都敢消遣之),什么他准备退职当“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准备再回忆下去了。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送,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他读列宁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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