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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青年作家(2)

    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人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伏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意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多半会搞得最后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娇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去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的官话的一脸书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薰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

    ……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一样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年我还写过话剧剧本,我写在一间大办公室,午夜,挂钟敲响了12时,各地传来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报告,事业波澜壮阔,工作人员却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与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张力之所在,戏剧性之所在。

    我把这个剧本的草稿寄给了曹禺大师。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他那时似乎住在铁狮子胡同。他说我写得有味道,但是内容不易掌握,说不清楚。此后数十年,我有机会见到曹师,他常常回忆他初读我的习作时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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