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半生多事》->正文

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1)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

    父亲尤其鼓励我去参加劳动(改造)。他反复引用俄苏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

    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上一页 《半生多事》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