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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零零~一九零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零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4.1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请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此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零四零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瑞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下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颐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4.2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y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街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减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零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末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巨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4.3 拳乱中的枢纽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人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欣)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thechinese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of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亮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of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ofChina)。

    4.4 囚公使,作人质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桩“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零零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竞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借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

    【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炉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季辛吉,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二贝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4.5 袁世凯的变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一一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零一年冬,至一九零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过一番布置,便把袁某“踢上层楼”——由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慈禧与光绪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阳历九月四日)调升有职无权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一调,袁相国在他的“二五计画”(且借用一个五十年后的名词)中的许多项目,也都适可而止,甚或干脆泡汤了。

    事实上袁世凯在他为相六年之中所推动的各项建树,也可说是“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吧!每一项(如废科举、兴学校)都可写一本博士论文。吾人也不妨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算是项纪录吧!

    第一是军事。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每镇六千人,约合今之一师),和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的。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三十六镇现代化的“常备军”。

    【附注】抗战前夕,国府军委会曾着手编练三十六个“整编师”。数目可能是不谋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为张本的。

    三十六镇的计划,自然因袁的调职而搁浅。但是这“北洋六镇”却是辛亥革命时,袁氏复出的最大本钱。袁死后它们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军官都变成了“军阀”,为国人所诟病。可叹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哪一个大军官不是军阀呢?政治上轨道,他们不都是国防精兵?

    其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他们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

    关于海军,袁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庚子赔款”数目太大,全国罗掘俱穷,重建海军需款过巨,政府就无此巨款了,虽然他也做了些整补的工作。

    可是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却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项。科举从汉朝的公交车举士开始及隋唐改为考试以还,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一制度,第一是牵涉到全国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兴敦育以各级考试督导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为政府官员遴选候补人、接班人的培训机构。舍此则政府官制将陷于混乱(例如后来国、共二党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党做官”的办法,则比老科举制度不逮远矣)。科举是个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牵涉深远,实验可行的“较好的制度”(bettersystem)——现代政治科学家也公认“民主”是个可行的“较好的制度”,虽然并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system)。这一制度陈腐了、过时了、不适用了,要加以废除。但它的作用牵涉太广,不可说废就废。要废,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谋,才不会出纰漏。——袁就掌握了此项原则,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袁早在拳乱期间即已在济南创办山东大学以期替代科举,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创设各种学堂,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一以培育人才,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举不废自废,袁乃领衔与开明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岑春煊等,奏请废除科举。果然在全国安堵,四境匕鬯不惊中,千年科举,就在“丙午科”(一九零六)悄悄地滑入历史了。

    吾人熟读“戊戌变法史”,想到张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为推动变法,而为康氏这位教条王义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张兴学校废科举的成绩,便知其高下!——当国执政者,不怪自家无见识,而以木头头脑,自作聪明而误己误国,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财政,被庚子之乱及赔款,拖入绝境。袁公试图恢复经济,振兴企业,用句五十年后蒋经国的名词,可说“克难”而为之。虽限于条件,亦颇有声色。例如开滦煤矿,我国之最大煤磺也。谁知在拳乱期间,经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夺,竟然变成英商财产。乱后我国欲收回自办,而英人根据已签的合同,与国际公法条例为借口,霸占不还,甚至企图以清国违犯国际财产法向我舆讼。打国际官司,大清帝国哪有此人才(老实说,纵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于“洋员”,而洋洋相护,又岂有好结果!——我们最后捞回了开滦,也真是难为袁老四了!叙其详情,四百页大书也。读者如欲稍稍深入,则参阅上引吾友陈志让教授著《紫袍加身》(页八六~九零),当可略知其详。

    矿路之外,袁公对邮传(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亦多有创建与改革。笔者手头史料盈筐,抄录不尽也。前引侯宜杰敦授大着中,亦颇有征引(见该书页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对袁氏之建设,亦多有肯定之辞。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异于其它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个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包括周北方),甚至邓朴方、质方兄弟一样。——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

    读者贤达,您批览拙著至此,千万别大惊小怪!说句意蒂牢结的话,官僚资本家化国库(或利用国库)充实私囊,是封建社会的王侯(或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的职业官僚)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企业家”的必经之途。以前的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后来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陆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盖地,他少爷早年的参议院,还不是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有权不用,过时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这样,大家吃大锅饭;干不干,八分半,哪还有啥经济奇迹呢?——赚饱了以后大家再到“俱乐部”去肢体抗争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访台的大陆敦授们讪笑台湾的立法院“动不动就打架”!我这个在电视中观战吶喊助阵的“归国华侨”,倒要为气呼呼的立法诸公辩护,而告诉我的北京朋友们说:“等到你们的人大代表也开始打架,中国就有希望了。”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二虽可敌国!

    “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项更深远的计划就触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宪”;在省区搞“地方自治”。

    4.6 立宪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

    有的历史家便不认为,康有为被放逐以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而说推动者另有其人。本来一个文化运动或政治社会运动,便很难说谁是老祖宗。白话文白话诗,始自胡适?实验主义的开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写历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谁为首要。清末日俄战后,国人咸以“立宪”的日本打垮了“专制”的俄国,而一窝蜂要学日本搞“君主立宪”。袁是目光敏锐的“宰相”。他自觉在这桩极时髦的大救亡运动中,他应顺理成章的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时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见北伐之前的联俄容共时,连那杀了一辈子共产党的蒋介石,还不是在日记中写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质,万物始于一元”。——这时袁世凯要领导“立宪运动”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时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朝野亦无异议。连他的老政敌张謇状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领导。并在各省试办“地方自治”。

    一九零五年俄军在我东北溃败之后,立宪运动在全国各地也如决堤之水,一泻而下,无法阻止。西后终被袁世凯说服,批准十二年行宪之议,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出国被刺,再出国,那桩闹剧,毋烦赘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欧美,欧美媒体,记载弥详。他们看电影,听歌剧,看勇士斗牛、舞女大腿……,宪法何从考察起呢?——事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还在不断的重演呢!吾侪华侨,亦阅人多矣。思之可笑。

    但是这五位长辫子、挂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对宪法虽一无所知。回国之后,总得写篇“考察报告”。他们自知不能写,因此在出国公费旅游之前,就早在寻觅捉刀人。——那时的留学生也没几个能执笔啊!谁知最后的撰写人,竟是大叛国犯粱启超,和小投机客杨度,岂不可笑哉?

    推开窗子说亮话。粱启超和杨度又知道多少“宪法”呢?但这一来,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重心的新立宪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一九零八),老袁再度魂飞天外,然终免一死而被“开缺回籍”之后,无知而好权的满族亲贵把持了朝政,开明派、立宪派一致靠边站。亲贵不但一党专制,而且是个极右派专权(和今日北京朝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戏了。

    迨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群起响应。咨议诸公为何许人?孙文大总统和同盟会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钓叟”收起钓竿,拿起枪杆,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民国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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