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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十二个月

    清晨六点半,我们不三不四一大帮人从野营基地走出来的时候,C问我:“昨天联欢会什么最好看?”我说:“你最好看。”他马上往后一跳,手搭在A的肩膀上,一副不敢领教的样子,说:“不要搞呀。”我说:“是的嘛,你是最好看。”A于是对C说:“她一定觉得很没劲,很不开心,很无聊。”我瞪他一眼,说:“呸,我为什么不开心?”他说:“不对。我看你坐在露天里一点表情也没有。一个人如果连坐在露天也没表情,那说明什么?”

    天知道A什么时候看到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昨天晚上我拍手拍了那么多,叫了那么多,叽哩呱啦闲话说了那么多,怎么没劲?我说:“呸!你在那里唱那个某某某郊外的晚上时,我一直在给你拍照。”C惊讶地凑过来说:“你都拍下来啦?”我说:“嗯。”

    昨天晚上全班的人都把嗓子给唱没了。可能人人都知道这将是分班前最后一次所谓班级活动,所以大家异常踊跃、积极、热情、兴奋、激动、失去理智、情绪高涨、精神错乱——怎么说都可以。这种火爆场面的确值得一照。这个班级是那么起劲。起劲地走上走下,起劲地唱歌,起劲地哄笑、拍手,拖人上去,喝彩,把喝了一半的啤酒罐头扔来扔去,起劲得异样。我们是在野营基地,在高二暑假的第四天,在露天,可是我们既没有天,也没有地,我们像一群浮游生物一样饱食终日、醉生梦死,我们幸福地唱着啦啦啦,在流光溢彩、充满烤鸭香气的空气里荡来荡去。

    A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我和B坐在旁边看。我就坐在原地,以同一角度给A拍照。A穿着一件蓝T恤,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蓝,总之是非常非常蓝的一种蓝,蓝得一点渣滓也没有,蓝得彻心彻肺。我看着A在这种蓝里面,不咀白为什么他在这种蓝里会那么好看。他那个人就像一面蓝色的旗,没有什么分量,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中迎风招展。B说,哎哎哎,注意点。我说,干什么?她很恶地笑,说,你干什么看着襄没城两眼放光?我说,什么两眼放光,我是目露凶光,我在想把他那件好看的衣服抢过来。B又很恶地笑,说,呸。于是我就不响了——像B那么聪明的人,总是把别人的话不当话。又坐了一会儿,B站起来说,现在我不妨碍你目露凶光了,我也去唱歌,我也唱苏联歌曲。于是她走了。

    又坐了一会儿,A唱完歌走过来,坐在B刚才坐的那块地方。我故意拍手给他看,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嘲笑我!”然后说:“你是不是无聊?”我诧异地看看他。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问这句话了——他凭什么这样认为?我就很凶地说:“屁!”然而A没有嚷嚷什么”哎呀小姑娘不要屁屁屁”,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转过头去欣赏正在大唱特唱的B。我望着他像面蓝旗一般的背,突然发现四周围已经很黑了,真的是极黑极黑——虽然他们在树上挂了灯,但在A这面蓝得没法再蓝的旗的映衬下,周围实在已经很黑了。

    A一直在欣赏B唱歌,我一直在欣赏A的蓝衣服。他没有回头,突然出其不意地说:“这么垂头垂脑的。”我愣了愣。他转过身,说:“这次集体活动是我筹备的,你这么垂头垂脑,我多没面子!”我听他说话,目瞪口呆。夏夜的风吹到我脸上,可能因为这里人太多,风里也全是人的气味——也有A的气味吧?A的气味应该是蓝兮兮的那么一种东西。

    我说:“襄没城,你这个人责任感未免太强。”A笑起来,摇头晃脑,得意地说:“你知道吗?这种集体活动筹划起来,人的头要报废的。我这个头——喏,就是这个,”——他指着自己的脑袋——“可以送给这里作纪念,以免它死无葬身之地。我自己留着没有用——已经报废了。”我对他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他问我:“嗳,高考结束那天,要不要也像今天这样玩通宵?”“像今天这样?”我叹气,说,“怎么会像今天一样?”今晚之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各奔东西,一个个决绝地奔赴考场、赛场、竞技场、战场,拼个你死我活——怎么还会像今天一样呢?A没有理睬我,依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商量过,准备高考结束后组织十个人到敦煌去。人选都定好了,里面也有你。”我有点想笑,但没笑。稍微别了别头,正好F笑得张牙舞爪的面孔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目送她走过去,看见她开始和B一起唱歌了。四周一片喧嚣。

    我问A:“你跟谁商量的?”他就说,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说:“去不去,你?”我还是有点想笑——他们说说去敦煌,就像去一趟人民广场那么简单。我说:“能去当然是去的。最好像今天这样,全班一起去。”我直了直腰,看空地上其余的四十几个人在夜幕下唱歌、笑闹、吹牛。这个晚上的确很美,很好玩。

    A和我坐在一起,没有动。这样坐了很久,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抬起头开始观察天空,一直观察下去。我在旁边没有事做。今天晚上,我非常地安于这种没有事做的状态,真是开心,难得可以理直气壮地没有事做——真开心。我在悲壮地浪费时间,浪费我的年轻的生命。我悲壮地跟A坐在一起。A这个人……这个人。

    像这样待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他突然伸直手臂兴奋地说:“啊!飞机!”是有一架飞机飞过,在空中画了根对角线。我所看见的其实不是飞机,而是飞机上的几盏灯。我说:“你干吗对飞机那么感兴趣?”A万分神往地目送那几盏不红不绿的灯光远去,消失,一去不返,然后慢吞吞地说:“等哪一天有了钱,我一定要买一架飞机,自己飞到巴黎去玩。”我爱理不理地听他胡说八道,不响——他这种话,有谁会去理他。只是A开始来劲了。他坐在我的身边,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天上有一架飞机,几米开外有许多人在借酒撒疯——他就这么开始说他怎么怎么向往巴黎,巴黎多么多么好,他说他倾家荡产也要到巴黎去一次,又说以后有钱了一定带我到巴黎去。我马上说,好的呀好的呀。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不怀疑他到那时究竟还认不认识我。

    这天晚上,我们班一定还有好多人许下了和A这些屁话同一类型的承诺。这跟我们喝的酒是有关系的。但除酒之外,似乎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很难说。

    A喝过酒之后,很像老头子,对随便什么事都津津乐道。到最后很多人都睡觉去了,还有一两个人在哇哇大唱;至于A,则依旧坐在原地,手里捏着酒瓶子,喋喋不休。在A的周围,泥土和砖头的小缝隙里,数不胜数的小虫子和他一起喋喋不休。A穿着像一面蓝旗似的T恤、

    白色长裤、黑漆漆的NIKE鞋子,站起来走了没几步,就又跌坐在地上,手挥来挥去,很像昆虫大王。

    离开野营基地的湖畔是在清晨六点半。其他人都走得比我快,我一个人拖拖拉拉慢慢吞吞。A和C在大门口等我。汽车发动的时候,绝望抓住了我,扼住我的咽喉,我哭都哭不出来。选物理还是选历史?我有一个暑假的期限来选择。B坐在我旁边,还在唱。A背过身去穷看越来越小的野营基地,大叫:“啊,真是杰作!这次活动实在是杰作!”满车厢的人都跟着他一起叫,C也叫,B也叫,我也叫。我们借着最后一毫升酒劲叫到魂飞魄散。我个人认为大叫是A这一次筹划中最出色的创意。

    又一次和A一起走在这座城市千万条惹人生厌的马路中的一条上时,A问我他昨天说了些什么。我说:什么?没什么。他不相信,一定要知道。我只好叹口气,老老实实地说:“你说你要到巴黎去,还要带我去。你说香榭丽舍大街两旁可以停飞机。你说你要买一架飞机。你还说,你上次社会实践去学工的那个厂很好玩,你以后要带我去玩。你说那个厂像一个世外桃源,所有工作看上去都舒服得不得了,工人干活慢吞吞、懒洋洋,里里外外都像快要倒闭的样子,可是效益还过得去。你就觉得在里面开心得要死,还说希望下次带我去玩的时候他们不要关门或者整顿,否则多么没劲。你还说高考后要带我去敦煌玩。反正你总是要带我去哪里哪里,好像我这个人带来带去很容易一样。”

    我说的时候,A一直在笑,到后来笑得连单肩背书包也掉下来了——先掉到手上,然后“啪”掉到地上。我警惕地说:“干什么?”他笑道:“我很崇拜自己呀,干什么。”接着又迫不及待地问我:“我还说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你说,天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地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可今天晚上我们五天无地,时间也没有,所以可以非常开心。”A笑了又笑,最后说:“可是这个晚上还是过去了。”

    后来我们看见路边在拍电影。不知道是什么片子,演员也不认识,只看见水车在喷水,造成下雨状,建筑物上还拉了好几条横幅,上面写着:“庆祝上海解放。”A凑在我耳边说:“看到没有?今天是上海解放,你要注意点。一副苦瓜脸,人家会把你抓起来。”我说:“屁!”A说:“哎呀,说了十万八千遍,不要屁屁屁。”我龇牙咧嘴地笑笑。反正这个晚上已经过去了。

    A说:“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没劲?”我点头。他说:“你现在想干什么?想到哪里去?我带你去做。”我说我不知道。他叹气。我也没有办法不让他叹气。他要带我去的地方太多了:一会儿是敦煌,一会儿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厂,一会儿是巴黎,一会儿又是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A送我到车站。我说,再走一站路好不好?他说,不行不行,今天是坚决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了,我必须回去补充睡眠。我说,你不是说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吗?他笑道,前面一站是你想去的地方?还是你家是你想去的地方?我一听,就更加灰头灰脑起来。我们站着默默等汽车,突然我悄悄地跑远一点,眼巴巴看A像一面最蓝最蓝的旗那样飞扬不已。我使劲地盯着他,想把这种蓝颜色牢牢记在心底——多嘹亮的蓝色,亮得像在大声歌唱。我想:唉,他活这一世,真是值得。

    车子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那么破声音又那么响,简直是辆战车。A说:“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好选什么,打电话给我。找个地方认真看看书,懂不懂?”我没有响。他塞了一个一元硬币给我。

    回到家,我坐下来。妈妈问:开心吗?我说:开心。妈妈说:我看你不开心。妈妈理解的开心就是踢开门大吼大叫大嚷大笑,口齿不清地把每分每秒包括几点几分几秒上厕所都口述一遍。我没有。我说:吃饭。吃完饭,我去洗澡,一边洗澡一边哭。我没有不开心,我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我们坐在那里说话、闹、唱歌,一会儿是这几个人,一会儿是那几个人,玩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还喝酒,还喝醉了……可是现在,野营基地没有了,晚上没有了,蓝色的旗也没有了,飞机早已消失,我坐在离酒最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有一件事,也许是在我有点醉了的时候发生的,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做梦。但我总是重复地想起那个情形——四周已经很安静了,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我和A手挽手在砂石地上走来走去。路灯在老远老高的地方,灯光把地上的影子拉得无限长。我和A在这块空空的地上走,想办法使地上的影子看上去像一个人在走——两个身体并在一起,两双脚走着同样的步子,就那么陶醉其中,自得其乐地走了好久,好久。那时月亮也没有,星星有一点,天上一大朵一大朵云,凹凹凸凸。我们走,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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