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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十一个月

    这敲砖头的声音怎么这么近!我有点弄不懂现在的房子到底怎么造的——一层和一层之间,他们用什么东西隔着呀?纸屑吗?怎么上面人家敲砖头——或者敲木头——不管他敲什么,总像是在敲我的头呢?真恐怖。

    野营基地是已成明日黄花了。我现在独自在家,坐着,面前摊一本题库,和酷热的夏天作斗争。夏天讨厌。温度越高,物质结构越不稳定——于化学如此,于凡事都如此。况且,

    又是高三之前的夏天。

    B打来电话,问我选文选理最后决定了没有。我说:“我在外面补习物理一年了,可现在还是幻想选历史。”B沉吟片刻,说:“不过你这种人选文科也许是合适一点的。”我喝下一口白开水,问B:“两个人如果一年里一直都不说话,会不会变成陌生人?”B没有响。我说:“喂?”B说:“你有没有别的原因?不要发傻,好不好?”我出起汗来了,皮肤湿叽叽的,自顾自说:“我以为只要一年中还能不停地说说话,一年后就不会变成陌生人了。”B生气地说:“解颐,如果我是你妈,我就要揍你。”我笑笑,眼睛看见写字台上贴的那张纸条。我对B说:“你知道吗?我在写字台上贴了一张写还有几天的条子。”B说:“离高考吗?”我笑道:“离高考还有300多天,我有屁的紧迫感。我写的是离开学还有几天。”B笑笑。我也笑笑。看她想得多远,一想就是高考。她是很聪明很成功的。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幻想选历史,幻想一回头就能和A说话——上课也可以,下课也可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我不幻想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于是很快我们就变成陌生人了,陌生到即使在走道里碰上,也能连招呼都不打,板着脸老面皮地擦身而过。如果我去问A,A肯定说不会的不会的。可我知道他是哄人——他哄人早就成习惯了,我有什么不知道。

    暑假一天天地过去,以暴力手段把我连推带搡逼到抉择跟前。如何?满意了?

    刷好牙洗完脸,我叉腰立在被早升的太阳照得白花花的迷乱的玻璃窗前。我下决心要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游荡了。还有四十天。我不仅游荡成性,还要游荡成精。

    今天——某年某月某日——起,我开始艰苦卓绝的游荡。

    我乘一辆又拥挤又堵车的公交车去市中心。既然要游荡,就要远离我家的所在地,否则有什么意思?不过车子实在是太挤太热了,等于免费招待桑那浴。我胸闷气短,流汗,腿酸,扇扇子扇到眼冒金星。而车子还在等待着下一个又下一个的绿灯。

    车子停在一个站头上,许多人都在这里下,我就稀里糊涂也下车了。从车上跳到人行道上,回头看轰隆轰隆逃跑的那辆公交车,我发现它还蛮干净:玻璃亮亮的,因为空而更显得亮;车厢里的人三三两两地或站或坐,有一个长发女人的头发被风吹得群魔乱舞。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为什么下车?我是要到这附近的哪里去吗?不是?那我为什么不再多乘几站?这年头空的车很多吗?我气得跺脚。

    不过,毕竟我是不打算再上一辆车了。我开始向前走去,一直走,走过整条马路,对路边的电脑公司、电话电信公司、中药店、音像店、出口转内销服装店不屑一顾。路边到处是大减价的招贴,冷气从店门口喷薄而出,绶带别在百货商厦门口的礼仪小姐胸前,又红又亮,好像舌头一直要舔到我身上来。许多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也在游荡,不过他们游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想好要出来花掉点钱,所以在商店和大街之间穿进穿出,有的欢欣鼓舞,有的面露菜色,无聊而又充实。他们有没有恨我?我身上没有许多钱。在市中心,身上没钱可不能让别人发现——否则叫什么市中心?

    以前的以前,上海城区的市中心是城隍庙那个地方。上海人大概很稀奇这个市中心,用许多砖方方块块地把它围起来。现在的南京路在以前的以前是郊区,很偏远的:野花长在田垄上,随风摇摆。数不清多少朵野花在南京路上摇摆了多少年,后来,上海就开放成商埠了。于是就有了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那是现在的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还有比如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也是以前的事。上海的市中心从城隍庙走了出来慢慢往南走,从大马路——也就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开始,往不太热闹不太繁华的数,就排名大、二、三、四、五。这“大、二、三、四、五”总有种解放前的味道,再加上霞飞路,就蒙上了一层香艳的色彩,好像有许多盘着头的女人在我面前走过,洒金衣裙上跳动着旧电影常有的白点子。

    现在的市中心范围蛮模糊,我走在哪里,都觉得是走在市中心。其实也还不至于,只不过现在的上海人还是很稀奇这个市中心,但和从前不同,没把它围起来——因为实在太稀奇了,稀奇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最喜欢的一块地方么,是南京路、淮海路、重庆路、马当路——我现在就游荡在重庆路上。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我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什么路,欢欣得不得了,觉得走在路上就像直的到了南京、重庆、淮海、马当一样。不过那是在我小的时候。现存我一个人游荡在路上,要一个劲地告诫自己:看好,这条路和那条路是有区别的,路和路是不同的。不可以以为都是柏油烧烫了烧化了铺平了压实了做成的。路和路,不一样的。

    路和路,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我和A就没必要说好走到哪里为止,我们就可以一直荡下去,荡下去,因为反正我们回不同的地方所走的路却一样。现在情况不那么简单。路和路既然不一样,情况可就复杂了,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了。

    下午一点钟,最热的时候,太阳却没有了。还是热,好像要下雨的湿热。我走在延安路上。在延安路上可以看到聚集于人民广场的诸多建筑。闷热的空气里,上海博物馆有点潮,

    屋顶是一种湿叽叽的软木色,浸透了不冷不热的水分,散发着淡淡的馊味,像一个巨大的热水瓶软木塞。我突然对人民广场的范围疑惑起来:到底从哪里到哪里算是人民广场呢?似乎人民广场并不仅仅指那个竖着一排矮栏杆、有许多鸽子的地方。于是我又想起了徐家汇、曹家渡,还有静安寺。静安寺同样不仅是一座土黄的、古老的寺庙——相反,那些纵横交错的马路以及鳞次栉比的楼房倒更像静安寺。也许有人认为延安路和人民广场根本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可我还是把延安路当成人民广场的一部分。所以说我现在在人民广场。这个城市是一本糊涂账,既说不上市中心的范围,也说不清人民广场和静安寺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绕过一个报摊,顺带瞥了一眼摊主在地上陈列的一堆五彩斑斓的杂志,每本杂志封面上都有一个大腿女人——很难用别的词来形容她们,第一眼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四个字。我记起有一次和A一块儿在荡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人卖旧书旧杂志。我指着一堆时装杂志说:好看!A说:买给你好不好?我说:好的呀。他马上一副厥倒的样子,说,好的呀好的呀。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是好的呀,有什么不好呢?你买又不是我买,多好!A笑着说,所以,人还是穷一点好。

    我在延安路上走,想到A这句话,漫无目的地笑了起来。那个笑好像是从天上突然掉到我脸上,砸得我自己也很震惊。我想如果我现在去问A我到底选物理还是选历史的话,他会说什么呢?我有这个想法,大概是因为看到路边有一个投币电话。我是一个十足的投币电话支持者。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眼看见粉蓝的透明有机玻璃顶遮蔽下,那个金属座机、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数字键、和湛蓝湛蓝的电话筒,总会好像刹那间被通了电一样,感动得整个魂灵都倒竖起来。于是我走过去,从口袋里取出一枚一元硬币,(我口袋里总是有许多硬币,因为我是一个热诚的硬币拥护者。)拿起话筒。我的声音就从千万个川流不息互不相干的人头顶上疾飞过去,落到城市的某处,A的电话里。

    A说:“喂?”我说:“襄没城。”A热烈地说:“咦,怎么是你?”我问:“怎么呢?”A说:“没什么。你在外面吗?”我说:“嗯。人民广场。”A马上说:“我知道了。在延安路就是在延安路——凡事说清楚点。”我本来想问他怎么知道我在延安路,想想还是算了。他又问“怎么?什么事?”我侧过身,靠着有机玻璃罩子,好像很舒服其实很难受,说:“我选什么好?”

    他那里很静,我这里总是有车子开来开去,大车小车,穿梭不息。他说:“你不要急,让我想想。”我就让他想,我自己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的声音很热,是和他的手心碰到我的头时一样的温度。电话里“嘟嘟”的警告音冰冷地响了,我又丢进一枚硬币。好像听A说过在哪个地方人家都把硬币扔在喷水池里,希望梦想成真——我想着喷水池底的一层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我此刻在这里:雷阵雨前的低气压下面,一枚接一枚地把硬币丢进深不见底的电话机里。A说:“喂?喂喂喂?”还是那么热的一种声音。我垂下头,眼泪掉到人行道上。

    A说:“喂,要不要我出来?”我摇头。想到他看不见摇头,就说:“不要了。”A说:“真的要不要我出来?我没什么事,现在。”我说:“算了。”我发现问他是没用的。我很感谢他跟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费了那么多口舌。尽管他没有厌烦的意思,我也不好再拖着他浪费时间了——这辈子他浪费在我手里的时间实在不少,他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光自己浪费时间,还连累别人陪我一起浪费时间。”他说:“无所谓。你别客气。我说我自己的想法哦——我觉得你既然补习了那么久物理,还是选物理好一点。”我说:“好的呀。”“不过,”他补充道,“你的性格好像还是选文科合适点。而且选历史的话,你就不至于没人监督。”我说:“好的呀。”有一辆他最喜欢的法拉利跑过去了,我来不及告诉他。他在那头笑,说:“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那么是好的呀。我不知道才来问你。”他笑了一会儿,静下来,声音像手心那样热乎乎地说:“解颐,你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懂不懂?”

    我想着他喜欢的那辆法拉利。可惜我是个穷光蛋,否则我就买辆送给他,让他高兴高兴。我说:“懂。”“好。”他说。我说:“就这样。”他说:“嗯。”我说:“再见。”他说:“再见。”

    我挂上电话,走在延安路上。我用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枚硬币,说了些废话。等高考结束,我要背一个麻袋,到银行里去兑出许许多多一元硬币,背到大街上,打电话。

    气压低。我在漠然而烦躁的人潮里继续我的游荡。我回想着——像我无数次做过的那样——A刚才嘱咐了我些什么,或者,仅仅说了些什么——好玩的,不好玩的。不管在哪里,不管A自已在不在我的身边,当他说了那些热乎乎的话时,我总能感到他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一捏,让我很定心。A说我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我也明白。可是今天这是惟一的一次,是我回想得如此剧烈的惟一一次:我实在停不了去想,想A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A手心的温度刚才越过千万颗麻木的无知的脑袋飞进我手里……我停止不了想哭的冲动——不一定是哭

    ,也许只是眼睛里有水要流出来。

    挂掉了打给A的那个投币电话,我继续游荡,长途跋涉,走到图书馆去。我现在没有看书的兴致,不过我还是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外面看上去漂亮,每块砖头都泡在文化气息里,里面冷气开得没有办法更足,让我这种在残忍烈日下脑袋被烤熟的人飞速冷却。

    我独自坐在图书馆二楼的一张干净气派的桌子前,面前摊一本我也不知道书名的书,一个小时念三行,纯粹不知所云。我的体温在走进图书馆大楼之后一刻钟内由沸腾跌至冰点。温度下降得太快,我能感到身体里有一小块东西轻微地“乒”了一声,碎掉,碎得彻彻底底、不知去向。我不去理睬那是什么——管不了那么多。

    我坐着,坐着,坐着——手脚冰凉,眼耳口鼻脑处于休眠状态。我终于把自己冻结起来了。没想到我能如此成功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我可并不为此高兴——在冰冻之后,人永远不会高兴,也永远不会悲伤、愤怒、烦,更不会热,永远不热,永远永远把倒霉的热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得无影无踪。

    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大雨已经落下来了。大雨像数学老师,不讲情面——明知我急于回家报到吃晚饭,还偏把我留下来。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呆呆地看着雨水坠下来,砸在地上,往低处涌。有好几滴水溅起来死在我的脚指头上——对此我毫不怀恻隐之心,相反,幸灾乐祸。夏天的太阳恶毒,雨恶毒,夏天的什么都恶毒——我在这个夏天里,也变得空前绝后的恶毒。

    马路上已没有人。汽车像逃命一样六神无主地窜来窜去。恶毒的大雨清洗着恶毒的世界。两恶厮杀,天地失色,日月无光。

    我的体温仍休眠于冰点。我很恶地站在孤岛般的台阶上旁观这番大决斗,片刻,提起右脚,跨人战场。我偏不让像数学老师一样的雨挡住去路。我背叛雨,背叛数学老师。我翘翘嘴角,露出恶毒的冷笑。现在,我走进战场,我将目不斜视,扬长而去,我将让大雨和世界目瞪口呆。我赢定了。

    雨从我的头顶往下奔跑,飞流直下。我不管。我超然地向前走去,去乘公共汽车。我是这里的冰点,雨再冷,只会死在我的手上。我怕什么?我是胜利者。

    也不知道在车站上等了多久,一辆仓皇的公共汽车开过来,很不心甘情愿地停住了。驾驶员仓皇地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睬他,兀自抬脚上车。车上乘客稀少,每个都仓皇地看着我。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坐在一个空位子上,脚下飞快地出现了两个水洼,并且随着水从我身上的仓皇撤离迅速扩张。我端坐,面无表情,默不作声,杀气腾腾,骄傲地自觉是一个杀红了眼的大汉。

    车门关上,车子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车厢里窗门紧闭,有一股腐朽的香气,诱惑人,欺骗人,引入变成懒惰、肥胖、愚蠢的文明生物。我仍处于冰点,身上散发出砭人肌肤的雨气味——我庆幸,我至少得以自保。

    汽车忘记了一切地向前开,我忘记了更多地凝视窗外。一站路,又一站路。并没有听那个木肤肤的报站女声,然而“下一站XXX”的句子终究钻入了我的耳朵,钻入我沉浸于冰点的喜悦中的心。下一站XXX——我知道,A的家是在那里的。我的体温开始回升。在渐渐暖和起来的空气中,我迅速地融化,无数坚硬的表皮组织、细胞,等等,等等,潺潺流淌下来,变成脚下的两个水洼。车厢左颠右突,水在车子的地板上无规则地颠沛流离,形成一个恐怖的图案。

    马达的声音。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木肤肤的女声说:“XXX到了。请下车。开门请当心。”我惋惜地望了一眼脚下的水洼。一个箭步,我一百八十度转身冲下车。车门在我背脊后面关上,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

    雨势不减当年。我不应该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哪个方面讲,我都是不应该下来的。可是我偏偏下来了。我还立刻从头湿到脚、从外湿到里地向A的家走去。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随便是为了什么。我大步快走,全身血液沸腾,鼻孔里冒水蒸气,好像一个会走动的电水壶——雨落到我身上,马上被烧开了。

    最后,我气喘吁吁地站在A家大楼的门口,伸手按防盗大铁门上标着402的按钮——402是A的住址。A的声音在门上那个小扬声器里,说:“谁呀?”我说:“我。”他马上热诚而诧异地说:“咦,怎么是你?你在楼下吗?”我说:“襄没城……”没说下去。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离他那么近的这里。背后是雨,面前是门,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接近我的人。我的喉头向后猛地收缩了一下,随即很大声地哭起来。

    A说:“喂,喂喂喂,快点上来,不要站在那里发傻劲。懂不懂?”“嗒”一声,铁门开了。我不伸手,不挪脚,一动不动。A发急地说:“开门!开门会不会?上楼会不会?会不会?”我说:“你下来。”A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外面下雨,下来干什么?做事想想清楚。”我说:“你借把伞给我。我没伞。”A飞快地说:“随便你!”之后就没有声音了。之后楼梯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

    A打开门,一闪身站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他——干燥、温暖、快快活活。眼泪像潮水那样涨满了我的眼眶,涨得无边无际。

    我们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一小块干燥的地方。雨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坠下来,砸到地上,往低处涌。A说:“我们家里一桶纯净水刚刚喝完,你算是来送水吗?”我还是哭,说:“你听到今年防汛的消息了吗?据说今年潮汛很猛的。看现在这样子,大概是真的。”A笑起来:“你就为这个那么伤心啊?真是忧国忧民。”我笑笑,继续哭。雨穷下八下。

    A说:“解颐,还不是世界末日,你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看他——他笑眯眯,露出一口白牙齿。我问:“会不会有两个一直很熟的人,到了以后走在路上碰到了就像陌生人一样,招呼也不打,看也不看一眼?”A迟疑了一下,越过我的肩头去看外面的滂沱大雨,说:“会的。”我追着问:“连看也不看?”A把伞在两手间递过来递过去,说:“会的。”我闭上眼睛,闭到紧得生疼。雨声灌进耳朵,从眼睛里流出来。

    A在眼皮外面拍拍我的头,说:“喂,干什么?睡在这里啊?”我摇头,说:“不是的。我喜欢你这件背心的颜色。”“喜欢么多看几眼,少收你点参观费好了。别闭着眼呀。”他很得意地说。我不响。半晌,听见他用温和的声音说:“你要想想看,你今天既没跟我打招呼,也不看我,却跑来借伞。其实我跟你早就不用打招呼,也不一定要看来看去了——都是那么里八嗦的人。你在怕什么呢?”

    我睁开眼。眼前是A让我定心的笑容。我说:“哦。”他的笑扩大了一点。有一会儿,雨声包围着我们。接着,A问:“定下来了吗?”我一听,扭头去看雨坠下来,砸到地上,往低处涌;叹口气,笑笑。“是不是很烦?”他问。我说:“是是是很烦。我知道我这个人很烦。我自己也很烦。烦死了。”他说:“不是不是。你不要说这么快。”说着拍拍我的头。我低头注视脚——脚精湿,看上去极恶心——说:“我就是不知道,决定不下来。不知道么就拖呀。拖到最后再说。还有很久好拖呢。”他说:“动动脑子。把思路理理清楚。做了决定,就不怕了。心情也就好了。要去抗洪救灾么也有力气了——总之是早点定下来,懂不懂?”我说:“哎呀好了,不要管它了。”

    A静下去。很久,只有雨水溅到台阶上。他不知什么时候走近了一点,说:“解颐,说过了,以后总有要你自己决定的时候。总会有的。”我不响。一滴眼泪落到地上。又一滴。他叹口气,说:“到我家去找点衣服换换吧。那么湿。”我摇头。他又叹气,说:“那么,我送你回家?”我摇头,说:“伞给我。你回去好了。”他再三叹气,说:“走吧。送你去车站。”二话不说抓起我的手,撑开伞往外走。他的手心温暖,好像他的声音。

    还是回到刚才我义无反顾跳下车的车站上。他站住,我也站住。马路上空空的,汽车仓皇逃命。我湿淋淋地躲在伞下,凝望马路,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攥住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促使我不能自已地不断幻想着某一个可能性……到最后,我恍惚以为自己肯定会这样做了。像人快坠入梦乡时往往会猛地心悸而往清醒里退一退那样,我在长久的恍惚中突然吓了一跳,心脏用力地叫唤起来;我忍不住叫了声:“襄没城!”A在身边,赶快说:“怎么?”我痴兮兮地呆望着马路,说:“我在想,哪天我再去补习物理的时候,走到老师家那个弄堂口,要穿马路——我会不会突然站定在车子前面?于是车子就把我撞倒,轧过去,轧扁轧死了。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越想这种可能性越大。也不为什么,就是突然站定了。那么,在弄堂口等我一起进去的同学看到我那个样子,会不会来救我呢?”“没事不要瞎说!”A大声说,把我吓了一跳。我缓慢地转过脸去,看见A的侧面——很气愤的一副表情。我怯弱地瞪着他,片刻,他转过脸,和气地端详着我说:“今天雨很大,你别忘了害怕。”说着掉头看天,喃喃道:“害怕是人身上的一样好东西。”说完,对我笑笑,握住了我的手。我也去看天:下雨的夜幕很低,摇摇欲坠的样子;路灯在这夜幕底下顽强地燃着光,像是硬要把黑重的夜往上撑,往上撑,直撑到云霄里头去,直撑到笼罩不了城市上空的地方去,直撑到永远看不见的所在去。我没动——不敢动。害怕突然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简直不敢去看马路。不敢动,不想动,我紧紧捏住他的手指,心脏的叫唤低下去,低下去。一刹那静得斗转星移。

    马达的声音。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我看车子一眼——唉,削削瘦瘦。A说:“上去吧。”把伞放进我手里。我说:“不要伞了。下车过马路就到家。你打伞回去。”他摇头,推我一把,说:“我无所谓。快上去,来不及了。”

    我跳上车,一转身往外看,看见A让我定心的笑容,雨水从他的头顶往下奔跑,飞流直下。车子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离A而去。我看见他长时间站在车站上,蓝背心像上次那件蓝T恤一样,蓝得彻心彻肺。

    雨下不到A的头上。雨下不到A的伞下。

    从车站往家跑的时候,伞撑不住,人东倒西歪。推开家门冲进去,我从骨髓里往外冒寒气——冰点以下。妈妈气急败坏地给我换衣服、灌姜汤。一碗姜汤下去,算是有些许热气了。电话铃声大作——是A。

    A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两天,刚刚退烧。我津津有味地在吃妈妈做的冰糖梨,自豪得不得了。我嘴里,“天花板”上起了个泡,吃东西很痛。昨天晚上妈妈烧胡萝卜粥给我吃,今天早上又烧水果羹,让我吃起来不疼。现在又有很甜的冰糖生梨好吃。我有滋有味地吃着,慢慢吞吞。在我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A的电话来了。

    A说:“嗯,你现在听上去心里有底了。”我想:是吗?没回答他。他说:“声音定了许多。你不知道,你那天声音有多难听。”我说:“多难听?学给我听听看。”他说:“学不像。你现在文理科定了,是吧?”我说:“还没有。”他说:“是吗?那如果选文科,是加政治还是历史,你大概还要花很多时间。”带点取笑的口气。我说:“你不要急呀。总有结果的。”他说:“哦,是吗?现在变成你安慰我啦?”

    挂上电话,我躺下,眼看着外面。烈日炎炎。我想把自己晾到窗外去。我想像这么一幅图景:我悬在半空中——就我家窗外的晾衣架上。没有竹竿,没有衣架——那于我都不合适。我只得悬在半空中,悬而未决。我想把自己晒一晒,在大太阳底下翻过来,倒过去,好好晒晒——这是传统防潮去霉的方法。然后,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拿藤拍上下左右里外前后“啪啪”狠命拍打一通,就像对被子一样,拍得越重、声音越响越好。我在这节奏之下欢快地抽筋,一弹一弹。

    或者,可以把我拎到水龙头下面冲刷,用硬毛刷“哧哧”地刷,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再拿肥皂粉浸,浸了搓——放在搓衣板上,一来一去,刚劲有力。洗干净。彻彻底底的干净——把过去,把回忆全部洗掉。

    我原以为做决定应该兴师动众敲锣打鼓,犹豫再三权衡再三斟酌再三,吵吵闹闹哭哭啼啼才对。那天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我的手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金属表带扭得变了形。然后我把手表扔到沙发底下。我决定了。没想到做决定是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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