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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岁月 十一、幼稚的复杂

    我写过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跟在一个灰色的人影背后走人生的路,这个人影就是郭世英。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我对世英的感情称得上是一种痴情。我绝非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种对一个同性朋友的痴情只发生过一次,并且只有在那个年龄才可能发生。凭借这一经验,我觉得我能理解古希腊那些少年学子对他们的哲学家老师的爱。从进北大开始,世英就是我的引路人,不管走的这条路算正路还是歧路。现在没有了他,我的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我得不到他的一点儿消息,每日每夜遏止不住地想他。许多天里,我除了写思念他的诗之外,做不了别的事。

    我开始自己上海淀的小饭店喝酒。有一回,我喝多了,跌跌撞撞回到寝室。赵鸿志看见我难受的样子,搀我到校园里散步,从宿舍区一直走到未名湖边。刚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不知身在何处。耳边响起赵鸿志的声音,问我好受一些没有,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石凳上睡着了。他告诉我,我睡了一个小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这位比我年长十岁的同学一直耐心地守在我身边,我心中十分感动。在回寝室的路上,他好心地、辞不达意地规劝我:“你很爱动脑子,但你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如果你和大家想一样的问题,你的进步就更大了……”

    平心而论,班上多数同学对我是友好的,这和我年龄小有关,大家把我当做一个幼稚的小弟弟予以宽容。那个小个子东北人经常伸开两臂试图把我抱起来,说要掂一掂我的重量,我不客气地规避了他的亲热举动。那个年长的浙江人把正睡午觉的我推醒,关切地叮嘱我小心着凉,我嘲笑他为何不直接替我盖上被子。有时候我恃才负气,出语伤人,对象常是那个我觉得迂腐的北京人,他也从不和我计较。然而,我在感激的同时仍然感到孤独,原因也许正是赵鸿志所说的我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有一回,陈老师兴冲冲地约我去冯定家里,给这位写了一本流传甚广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著名红色教授祝寿,我躲掉了,而另几个同学却争相前往,引以为荣。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事实上,那时候哲学系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的确是政府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有少数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他们应该算是最接近于这个要求的人了。

    早就听世英说,一班有几个不错的人,他最欣赏的是方小早。一年级期末,我和小早的接触多了起来。我们都受x案的牵连,有点同病相怜。原先他与曹秋池的关系之密切,不亚于我与世英。现在,我没有了郭,而他也和曹疏远了。疏远的原因是,他发现曹经常对他撒谎。即使在疏远之后,谎言仍在继续。有一次课后,我们走出教室,他看着曹的背影戏谑地说:“我们一无所有,不像他,还接触过异性的芳唇。”吃饭时,他举着汤匙学曹的口吻:“她的苗条的身材就像这把匙子。”当时曹在追求东语系一个女生,曾向他吹嘘如何与她跳舞,互写情书,互赠《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此等等。不久后真相大白,事实是那个女生没有理睬曹的追求,最后曹威胁要杀她,她向校方求救,曹受到了校方的警告。

    那些天小早最担心的事是,他听说系总支正在查他的旷课情况。他告诉我,一个学年旷课二十五节要开除,而他至少超过了一倍。好在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他后来因为肺病休学一年,比我低了一级,但我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班上一个同学曾对我说:“在我们年级,你和小早最聪明,而你比他用功。”我知道这不是事实,小早比我聪明,也比我用功。不过,他的用功完全没有功利的动机,所以显得不像是在用功。无论中外书籍,他读得都比我多,并且读后多有轻松机智的议论。他身上有一种陶渊明的气质,读书只是享受,散淡至极,对于虚名浮利几乎有一种生理上的抵触。这种性格保持了一生,使得他终于成了这个喧闹时代的一名隐士。我惋惜他的才华,有时不免劝他进取,而他始终安之若素。我的超脱是自我训导的产物,他的超脱是骨子里的,在他面前,我会觉得自己到底是一个俗人。

    小早只比我大一岁,当时我们都非常幼稚,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学年结束前,校方让一年级每个学生写一份自传,放进各人的档案里。我们俩为一个相似的问题发愁,我发愁的是要不要写郭世英,他发愁的是要不要写曹秋池。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写,都觉得如果不写对自己发生了这么大影响的人,自传就不真实了。我的自传写得十分抒情,抒情的重点有二,一是郭世英对我的影响,二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的意义。这原是符合事实的,在我近十八年的生涯中,找不出比这二者更值得写的内容了。后来我大致知道了人事档案的性质和功能,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多傻。

    也是在期末,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个所谓小凳子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只小凳子,班长的小凳子丢了,他就占用了别人的一只,并写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几个同学抓住这件事开始大做文章,旨在颠覆班级权力。他们干得很有步骤,第一步是分头找人谈话,争取所谓中间派。我从来不关心班里的是非,竟也被列为争取的对象。为首的一个江苏人亲自找我谈话,很有技巧地展开攻心。他开头就指出:“人家说你思想复杂,我看你是幼稚的复杂,虽然书读得多,政治上却很幼稚。”这句话说得到位,我欣然赞同。接着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在整郭世英?”他给我的谜底是陈老师和这些班、团干部。这就离谱了,他大约不知道,我是了解一点儿内情的。谈话最后落脚在小凳子事件,动员我站出来作斗争。可笑的是,他们还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没有放过小早这样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舆论之后,他们便逼迫陈老师召集班会,敦促系总支派人参加,对班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长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检讨。不过,罢免班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夺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了这一出争夺班级权力的丑剧,只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惊诧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哪怕世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追求真理,与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后来我发现,在权力本位的体制下,凡人群聚集之处,都有这类争权夺利的渺小斗争,而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我喜欢那位江苏籍同学给我的评语——幼稚的复杂,愿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领域里复杂,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不妨永远幼稚,或者说,永不世故。

    大学第一学年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十七年加起来还多。我脑中的印象是鲜明而纷乱的,暂时还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对于未来,我也仍感到迷惘。但是,当我启程回上海度暑假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年前走出上海的那个我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某一口泉眼已被凿开,它的水流若隐若显,但即使在被时代的大河淹没之时,仍有着自己的存在。一个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觉醒,他就不会甘心完全随波逐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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