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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岁月 二十二、郭世英之死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不让我进去。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说找郭庶英,门卫打电话,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一到内院,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来过一趟,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随后,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又急冲冲离去。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焦急地问她,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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