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岁月与性情》->正文

第三部 农村十年 六、小公务员

    我在资源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具体职务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写材料,二是讲课。毫无疑问,不论写还是讲皆奉命而为,其内容无非是配合形势做政治宣传。

    一开始,我怀着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诚恳态度,十分认真地对待写材料的工作。记得最早接手这项工作,是县里开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始互相嬉闹起来。石副部长突然嗫嚅而言:“我说几句。这次首长要走,我们舍不得……”他的话被嬉闹声打断,然后重新接上,声音颤抖,带着哭音:“舍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学过来……”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我还舍不得剪掉另一个精彩镜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区开会,在大礼堂听报告。找位置坐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地区首长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烟,烟。”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问他:“你不是不抽烟的吗?”但还是把烟盒给了他。他抽出两支,恭敬地递给首长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点着,自己点上了另一支。我收起了烟盒和火柴。一会儿,太太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并递给他一支。太太抽着烟,脸朝前方讲台。他拿着未点燃的烟,若有所待。总不见太太回过头来,他第三次用手拉我的衣角。“干什么?”我实在感到厌恶,就明知故问。这时候,他一只手拿着未点燃的烟,另一只手摸索着伸进了我的衣袋,掏出火柴,把烟点着,然后又摸索着把火柴塞回我的衣袋。在做这些动作时,他的脸部始终保持着严肃的表情,眼睛直盯太太的后脑勺。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逻辑,这样一个人会怎样对待他的下属。在他眼里,我除了是一架写材料的机器外,还是一个听差。他随时可能来敲我的宿舍的门,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琐事,比如去找某个领导到食堂参加会餐,去找电工修理办公室的电灯,诸如此类。我算得好脾气,尽量不和他公开冲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琐之态败坏。因此,当我被下调到处在荒僻之地的党校时,感到的是解脱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调到党校的。这里是县五七干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烟稀少。党校一共四人,一个校长,两个教员,一个会计。雇了一个傻子当炊事员,因为实在太傻,不久就辞退了,我便在会计家里搭伙。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久无人住,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苍蝇在桌上、书上、身上、脸上拉屎。屋前一条脏水沟,农民在上游饮牛、洗粪桶,天旱时浑若泥浆,那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从物质条件看,当然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摆脱了写材料的差事,能够自己支配大量时间,这比什么都好。更使我庆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开嶟是一个难得的通情达理的人。他出身农民,身上仍有农民的种种缺点,例如爱占小便宜之类。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讲卫生,进我的房间,一边抽烟,一边满地吐痰。然而,可贵的是他还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尊重常识,我们对县里许多现象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他对理论怀有天真的兴趣,多少还识货,以欣赏的态度放手让我讲课,在讲课之外不支使我干各种琐事。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畅了许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较喜欢讲课,因为多少能够自主。讲课的题目当然是规定了的,所谓紧跟形势,例如毛泽东号召学马列时,讲《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批林批孔时,讲儒法斗争,但怎么讲就由我自己决定了。我备课是十分认真的,比如要讲儒法斗争,我就读《论语》、《韩非子》、《史记》等书,在此基础上写讲稿,而决不是照抄报纸。其实我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单纯的宣传机器,每讲一个题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获。正因为如此,我的讲课就比较有内容,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去党校前,我在县城里就以讲课出了名,各个单位纷纷请我去上辅导课。到党校后,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全县的农村地区,因为县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村的大队干部,我们还时常下到公社去为农村党员办班。我本来担心自己有学生腔,农民听不惯我的课,其实不然,他们往往听得津津有味,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点瞌睡也没有。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听过我的课的农村干部,走过来告诉我,说我讲课最生动实际,他们最爱听我的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听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号和官样文章,有了一个对比。我心里当然明白,我的讲课充其量仍然是比较有内容的政治宣传,与我所想望的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完全是两回事。

上一页 《岁月与性情》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