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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

    博格斯当时不在场,但从一九二二年起便在洗衣房当工头的亨利·拜克告诉我,博格斯的四个朋友都在那儿。安迪起先手里拿着一碗Hexlite,让他们不敢靠近,他威胁着如果他们再走近一步,就要把催化剂往他们的眼睛丢过去。但是安迪往后退时,不小心跌倒了,结果他们就一拥而上。

    我想“轮暴”这个名词的意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正是这四姊妹对他做的事。他们把安迪按在齿轮箱上,拿着螺丝起子对准他的太阳穴,逼他就范。被强暴后会有一点伤口,但不是太严重。你问,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吗?——但愿并非如此。之后你会流几天血,如果不希望有些无聊小丑问你是不是月经来了,就在裤子里多垫几张卫生纸。通常血流个两、三天就停了,除非他们用更不自然的方式对待你。不过虽然身体没有什么大损伤,强暴终归是强暴,事后你照镜子瞧自己的脸时,会想到日后该怎么看待自己。

    安迪孤独地经历了这些事情,就像他在那段日子里,孤零零地经历了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一定就像之前许多人那样,得到了这个结论:要对付这群姊妹只有两种方法,要不就是力拼之后不敌,要不就是从一开始就认了。

    他决定跟他们力拼。当博格斯和两个同党一星期后尾随安迪时,安迪猛烈还击,当时厄尼刚好在附近。根据厄尼的说法,博格斯当时说:“我听说你已破身了。”安迪打破了一个叫卢斯特的家伙的鼻子,那家伙是个粗壮的农夫,因为打死继女而被关进牢中。我很乐于告诉你,他后来死在这里。

    他们三个人联手制伏他,轮流强暴他,之后再强迫安迪跪下来。博格斯站在他面前,他那时有一把珍珠柄的剃刀,刀柄上刻了“戴蒙德珍珠”的字样。他打开剃刀说:“我现在要解开拉链啦,男人先生,我要你咽下什么东西,你就得给我咽下。等你咽完了我给你的东西,你就得咽下卢斯特的东西,你把他的鼻子打破了,应该要对他有所补偿。”

    安迪说:“如果你把任何东西塞进我的嘴里,你就会失掉那个东西。”

    厄尼说,博格斯看着安迪,以为他疯了。

    “不对,”他慢慢对着安迪说,好像安迪是个笨孩子,“你没听懂我说的话。如果你胆敢这样做的话,我会把这柄八英寸长的玩意从你耳朵全插进去,懂吗?”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你没听懂我的话。只要你把任何东西塞进我的嘴巴里,我就会把它咬断。你可以把刀子插进我的脑袋里,不过你应该明白,当一个人脑部突然受到严重创伤时,他会同时撒尿拉屎……和大力咬下去。”

    安迪抬头看着博格斯,脸上带着惯有的微笑,厄尼描述,仿佛他们三个人只是在和他讨论股票和债券,仿佛他还像在银行上班一样,身上穿着三件头西装,而不是跪在洗衣房的脏地板上,裤子褪到脚踝处,大腿间流下一滴滴鲜血。

    “事实上,”他还继续说,“我只知道,这种用力咬下去的反射动作有时候太激烈了,事后你得用铁锹或钻子才有办法把他的下巴撬开。”

    结果,一九四八年二月的那个晚上,博格斯没敢放任何东西到安迪嘴巴里,卢斯特也没有,就我所知,以后也没有任何人敢这么做。他们三个人结结实实把安迪打了一顿,差那么一点点就把他打死;而四个人都关了一阵子禁闭。安迪和卢斯特还先被送到监狱的医务室疗伤。

    这些家伙找过他几次麻烦?我不知道。我想卢斯特很早便对他失去兴趣了,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得用夹板固定鼻梁,会让一个人倒足胃口。那年夏天,博格斯也停止找他麻烦了。

    那是一件怪事。六月初的一个早上,博格斯没出来吃早饭,他们发现他被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地躺在牢房中。他没说是谁干的,或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干我这一行,我很清楚你几乎可以买通监狱警卫去做任何事情,只要不是要他们为囚犯带枪进来就好。那时他们的薪水不高,就是现在也不高,而且当时没有电动门锁,没有闭路电视或中央系统可以监控整个监狱。在一九四八年,每个囚区都有单独的门禁和警卫,贿赂警卫让两、三个人混进来很容易,是啊,甚至进到博格斯的牢房中,都有可能。

    当然这样做需要花掉不少钱,不是依照外面的水准,不,监狱里属于小规模经济,你进来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手上有张一块钱钞票,就跟外面的二十元一样管用。我猜如果博格斯是这样被暗算的,那么某人可花了不少钱,可能给警卫十五块钱,几个打手则一人两、三块钱。

    我并不是说这件事一定是安迪干的,不过我知道他带了五百元进来。他进来前在银行工作,对于金钱能够发挥的力量,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清楚。

    我只知道:自从这次挨打以后——博格斯断了三根肋骨、眼睛出血、背部拉伤加上股骨脱臼,他不再找安迪的麻烦了,事实上,他再也不找任何人麻烦了。他就好像夏天刮大风一样,虽然狂吹着,却都是虚张声势。你可以说,他变成一个“软弱”的姊妹。

    博格斯的故事就此结束,原本他很可能杀了安迪,如果安迪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备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姊妹也不再找他麻烦,偶尔他们还是会趁他不备,乘虚而入,但次数不多。毕竟胡狼还是比较喜欢容易上手的猎物,而在肖申克,比安迪容易上手的猎物多的是。

    不过,我记得安迪每次都奋力抵抗。我猜,他知道只要有一次让他们容易上手,以后便永无宁日。因此安迪脸上偶尔会挂彩,在博格斯被打约六或八个月后,他还断了两根指头。对了,在一九四九年末,他还曾经因为脸颊骨断裂而到医务室就诊,看来有人用布将铁管子包起来,用力往他脸上挥打。他总是反击,因此经常被单独监禁。我想关禁闭对他而言并不苦,不像其他人那么受不了,他一点也不害怕独处。

    他勉强适应着和姊妹们周旋——但到了一九五〇年,这种事几乎完全停止了。等一下我会详细讲述这部分。

    一九四八年秋天,有一天早上,安迪在运动场上跟我见面,问我能不能替他弄到一打磨石布。

    “那是什么鬼玩意?”我问道。

    他告诉我那是石头迷的术语,是跟擦碗布差不多大小的布,用来磨亮石头。磨石布厚厚的,一面粗糙,一面光滑,光滑的一面像砂纸,粗糙的一面则像工业用的钢丝绒(安迪的牢房里也有一盒钢丝绒,却不是我帮他弄到的,我猜他是从洗衣房里偷来的)。

    我跟他说这宗生意没问题,替他从同一家岩石和玉石店弄到了他要的东西。这次我只抽百分之十的服务费,没多要他一分,因为我认为这种长七英寸、宽七英寸的正方形布垫没啥危险。磨石布,真是的。

    五个月后,安迪问我能否替他把丽塔·海华丝给弄来。我们这次是借着礼堂放映电影的时候谈生意。现在我们一周可以看一两次电影,以前一个月才看一次,通常放映的电影都含有浓厚的道德启示,那次放映的电影《失去的周末》也不例外,警告我们喝酒是很危险的。这样的道德教训倒是令身陷囹圄的我们感到有点安慰。

    安迪想办法坐到我旁边来,电影放到一半时,他挨近我,问我是否能给他弄到丽塔·海华丝。说实话,我真想笑。他一向表现得很冷静,而且一板一眼,但那天晚上他坐立不安,十分难为情,好像在跟我要保险套似的。他好像充足了电,随时要爆发一样。

    “可以呀,”我说,“别紧张,冷静点,你要大张的还是小张的?”当时丽塔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几年前则是贝蒂·葛兰宝),当时丽塔·海华丝的海报有两种尺寸。花一块钱的话,可以弄个小张的,二块五毛钱则可以弄到大张的,四英尺高,女人味十足。

    “大张的,”他说,没看我。那晚他真是害臊得厉害,脸红得像个想偷拿哥哥身份证去看香艳秀的孩子,“你有办法弄到吗?”

    “当然可以,别紧张。”这时大家看到电影精彩处,开始拍手尖叫起来。

    “多久可以弄到?”

    “一个星期,也许可以更快点。”

    “好吧,”他的声音透着失望,好像希望我马上就能从口袋里掏一张出来给他,“多少钱?”

    这次我照批发价算给他。这点折扣,我还给得起;他一直是个好顾客,而且也是个乖宝宝——当博格斯、卢斯特和其他人一直找他麻烦时,我常常怀疑,他哪天会不会拿起他的石锤,敲破某个人的脑袋?

    海报是我的大宗生意,抢手的程度仅次于酒和香烟,通常比大麻的需求量还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种海报的需求量都大增,例如,有不少人想要鲍勃·迪伦鲍勃·迪伦(BobDylan),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传奇摇滚民谣创作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Hendrix),摇滚吉他大师。以及电影《逍遥骑士》的海报。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女人的海报,一个接一个的性感漂亮海报皇后。

    在安迪和我谈过几天以后,和我有生意往来的洗衣房司机为我捎回六十多张海报,大多数是丽塔·海华丝的海报。你可能还记得那张有名的照片,我就记得清清楚楚,海报上的丽塔·海华丝身着泳装,一只手放在头后面,眼睛半闭,丰满的红唇微张,好一个喷火女郎。

    也许你很好奇,监狱管理当局知道有黑市存在吗?当然知道啰。他们可能跟我一样清楚我的生意,但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知道整个监狱就像个大压力锅,必须有地方透透气。他们偶尔会来次突击检查,我一年总要被关上两三次禁闭,不过像海报这种东西,他们看了眨眨眼便算了,放彼此一条生路嘛。当某个囚犯的牢房里出现了一张丽塔·海华丝的大张海报时,他们会假定大概是亲戚朋友寄来的。当然事实上亲友寄到监狱的包裹一律都会打开检查,然后登记到清单上,但如果是像丽塔·海华丝或艾娃·嘉娜这种完全无害的性感美女海报,谁又会回去重新审阅那张清单呢?当你生活在压力锅中时,你得学会如何生存,也学会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会有人在你的喉咙上划开一道口子。你得学会体谅。

    厄尼再度替我把海报拿去安迪的十四号牢房,同时替我带回一张字条到我的六号牢房来,上面是安迪一丝不苟的笔迹,只有两个字:“多谢。”

    后来有一天,早上排队去吃早餐时,我找机会瞄了一下安迪的房间,看到丽塔·海华丝的泳装海报亮丽地贴在床头,这样他在每晚熄灯后,还可以借着运动场上的水银灯看着泳装打扮的丽塔·海华丝,她一手放在头后面,眼睛半闭,丰满的红唇微张。可是,白天她的脸上全是一条条黑杠,因为太阳光把铁窗栅栏的阴影印到海报上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发生的事,这件事结束了安迪和那些姊妹之间持续三年的小冲突,而他也因为这次事件终于从洗衣房调到图书馆工作,他在图书馆一直待到今年初离开这个快乐小家庭为止。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我告诉你的许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某人看到某件事以后告诉我,而我再告诉你。在某些情况下,我已经把这些经过四五手传播后的故事简化了许多。不过在这里生活就是如此。这里的确有个秘密情报网,如果你要保持消息灵通,就得运用这个情报网。当然,你得懂得去芜存菁,知道怎么从一大堆谎言、谣传和子虚乌有的幻想中,挑出真正有用的消息。

    还有,你也许会觉得我描述的是个传奇人物,而不是普通人,我不得不承认这多少是事实。对我们这些认识安迪多年的终身犯而言,安迪的确带着点传奇魔幻的色彩,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监狱里流传的故事,包括他拒绝向博格斯屈服、不断抵抗其他姊妹,甚至弄到图书馆工作的过程,都带着传奇色彩。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最后这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我敢以我妈妈的名字发誓,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杀人犯的誓言或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请相信我:我绝不说谎。

    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不错的交情,这家伙很有意思。我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也许我应该提一下的。就在他挂上丽塔·海华丝的海报五周后,我早已忘记了这整件事,而忙着做其他生意。有一天厄尼从牢房的铁栅栏递给我一个白色小盒子。

    “安迪给你的。”他低声说,两手依然不停地挥动扫把。

    “多谢!”我说,偷偷递给他半包骆驼牌香烟。

    当我打开盒子时,我在想里面会是什么怪东西?里面放了不少棉花,而下面是……

    我看了很久,有几分钟,我甚至有点不敢去碰它们,实在是太美了。这里极端缺乏美好的东西,而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不怀念这些美丽的东西。

    盒子里是两块石英,两块都经过仔细琢磨,削成浮木的形状,石英中的硫化铁发出闪闪金光。如果不是那么重的话,倒可以做成一对很不错的袖扣,这两块石英就有这么对称精致。

    要琢磨这两块石头得花多少时间?可想而知,一定是在熄灯以后无数小时的苦工。首先得把石头削成想要的形状,然后才是用磨石布不断琢磨打光。看着它们,我内心升起一股暖意,这是任何人看到美丽东西之后都会涌现的感觉。这种美是花了时间和心血打造出来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原因。我对他的毅力肃然起敬,但直到后来,我才真的了解他是多么坚持不懈。

    一九五〇年五月,上面决定要翻修监狱车牌工厂的屋顶。他们打算在天气还没有太热时做完,征求自愿去做这份工作的人,整个工程预计要做一个星期。有七十多个人愿意去,因为可以借机到户外透透气,而且五月正是适合户外工作的宜人季节。上面以抽签方式选了九或十个人,其中两个正好是安迪和我。

    接下来那个星期,每天早饭后,警卫两个在前,两个在后,押着我们浩浩荡荡穿过运动场,瞭望塔上所有的警卫都用望远镜远远监视着我们。

    早晨行进的时候,我们之中有四个人负责拿梯子,把梯子架在平顶建筑物旁边,然后开始以人龙把一桶桶热腾腾的沥青传到屋顶上,只要泼一点那玩意儿在你身上,你就得一路狂跳着去医务室找医生。

    有六个警卫监督我们,全是老经验的警卫。对他们而言,那个星期简直像度假一样,比起在洗衣房或打造车牌的工厂中汗如雨下,又或者是站着看管一群囚犯做工扫地,他们现在正在阳光下享受正常人的五月假期,坐在那儿,背靠着栏杆,大摆龙门阵。

    他们甚至只需要用半只眼睛盯着我们就行了,因为南面墙上的警卫岗哨离我们很近,近到那些警卫甚至可以把口水吐到我们身上,如果他们要这么做的话。要是有哪个在屋顶上工作的囚犯敢轻举妄动,只消四秒钟,就会被点四五口径的机关枪扫成马蜂窝,所以那些警卫都很悠闲地坐在那里;如果还有几罐埋在碎冰里的啤酒可以喝,就简直是快活似神仙了。

    其中有个警卫名叫拜伦·哈力,他在肖申克的时间比我还长,事实上,比此前两任典狱长加起来的任期还长。一九五〇年的时候,典狱长是个叫乔治·邓纳海的北方佬,他拿了个狱政学的学位。就我所知,除了任命他的那些人之外,没有人喜欢他。我听说他只对三件事有兴趣:第一是收集统计资料来编他的书(这本书后来由一家叫“粉轻松”的小出版社出版,很可能是他自费出版的),其次是关心每年九月哪个球队赢得监狱棒球联谊赛冠军,第三是推动缅因州通过死刑法。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革职了,因为他在监狱的汽车修理厂中经营地下修车服务,并且和哈力以及史特马分红。哈力和史特马因为经验老到,知道如何不留把柄,但邓纳海便得走路。没有人因为邓纳海走路而感到难过,但也没有人真的高兴看见史特马坐上他的位子。史特马五短身材,一双冷冰冰的棕色眼睛,脸上永远带着一种痛苦的微笑,就好像他已经憋不住了、非上厕所不可、却又拉不出来的表情。在史特马任期内,肖申克酷刑不断,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过我相信监狱东边的灌木林中,可能发生过五、六次月夜中掩埋尸体的事情。邓纳海不是好人,但史特马更是个残忍冷血的卑鄙小人。

    史特马和哈力是好朋友。邓纳海当典狱长的时候,不过是个装腔作势的傀儡,真正在管事的人是史特马和哈力。

    哈力是高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一头稀疏的红发。他很容易晒得红彤彤的,喜欢大呼小叫。如果你的动作配合不上他要求的速度,他会用棍子猛敲你。在我们修屋顶的第三天,他在和另一个名叫麦德·安惠的警卫聊天。

    哈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正在那儿发牢骚。这是哈力的典型作风,他是个不知感恩的人,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认定全世界都跟他作对:这个世界骗走了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而且会把他下半辈子也榨干。我见过一些几乎像圣人般品德高尚的狱卒,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他们明白自己的生活虽然贫困艰难,却仍然比州政府付钱请他们看守的这群囚犯好得多。这些狱卒能够把痛苦做个比较,其他人却不能,也不会这么做。

    对哈力而言,没什么好比较的。他可以在五月温暖的阳光下悠闲地坐在那儿,慨叹自己的好运,而无视于不到十英尺外,一些人正在挥汗工作,一桶桶滚烫的沥青几乎要灼伤他们的双手,但是对于平日需要辛苦工作的人而言,这份工作已经等于在休息了。或许你还记得大家常问的那个“半杯水”老问题,你的答案正反映了你的人生观。像哈力这种人,他的答案绝对是:有一半是空的,装了水的玻璃杯永远有一半是空的。如果你给他一杯冰凉的苹果汁,他会想要一杯醋。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老婆总是对他忠贞不贰,他会说,那是因为她像无盐嫫母一样丑。

    于是,他就坐在那儿和麦德聊天,声音大得我们所有人都听得到,宽大的前额已经开始晒得发红。他一只手扶在屋顶四周的矮栏杆上,另一只手按在点三八口径手枪的枪柄上。

    我们都听到他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哈力的大哥在十四年前到德州去,自此音讯全无,全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真是一大解脱。一星期前,有个律师从奥斯汀打长途电话来,他老兄四个月前过世了,留下了差不多一百万美元的遗产,他是搞石油生意发的财。“真难以置信有些笨瓜有多走运。”这个该死没良心的家伙站在工厂屋顶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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