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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

    “嗯,”他最后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该死的故事。但告诉你最令我吃惊的是什么吧,杜佛尼。”

    “先生,是什么?”

    “那就是你居然会相信这个故事。”

    “先生,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柴士特告诉我们,十三年前那个在屋顶上毫无惧色地对抗哈力的安迪·杜佛尼,此时竟然语无伦次起来。

    诺顿说:“依我看来,很明显那个年轻的汤米对你印象太好了,他听过你的故事,很自然的就很想……为了鼓舞你的心情,比方说,这是很自然的。他太年轻了,也不算聪明,他根本不知道这么说了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我现在建议你——”

    “你以为我没有这样怀疑过吗?”安迪问,“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汤米那个码头工人的事情。我从来不曾告诉任何人这件事,甚至从来不曾想过这件事!但是汤米对牢友的描述和那个工人……他们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我看你也是受到选择性认知的影响。”诺顿说完后干笑两声。“选择性认知”,这是专搞狱政感化的人最爱用的名词。

    “先生,完全不是这样。”

    “那是你的偏见,”诺顿说,“但是我的看法就不同。别忘了,我只听到你的片面之词,说有这么一个人在乡村俱乐部工作。”

    “不,先生,”安迪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

    “总之,”诺顿故意提高声调压过他,“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好吗?假定——只是假定——假定真有这么一个叫布劳契的家伙。”

    “布拉契。”安迪连忙道。

    “好吧,布拉契,就说他是汤米在罗德岛监狱的牢友。非常可能他已经出狱了,很好。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和汤米关在一起时,已经关在牢里多久了?只知道他应该坐六至十二年的牢。”

    “不,我们不知道他关了多久,但汤米说他一向表现很差,我想他很有可能还在狱中。即使他被放出来,监狱一定会留下他的地址、他亲人的名字——”

    “从这两个资料几乎都不可能查得出任何结果。”

    安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但这总是个机会吧?不是吗?”

    “是的,当然。所以,让我们假设真有这么一个布拉契存在,而且仍然关在罗德岛监狱里。如果我们拿这件事去问他,他会有什么反应?他难道会马上跪下来,两眼往上一翻说:‘是我干的!我干的!判我无期徒刑吧!’”

    “你怎么这么迟钝?”安迪说。他的声音很低,老柴士特几乎听不清,不过他清清楚楚听到典狱长的话。

    “什么?你说我什么?”

    “迟钝!”安迪嚷着,“是故意的吗?”

    “杜佛尼,你已经浪费我五分钟的时间了,不,七分钟,我今天忙得很,我看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

    “高尔夫球俱乐部也会有旧出勤纪录,你没想到吗?”安迪喊道,“他们一定还保留了报税单、失业救济金申请表等各种档案,上面都会有他的名字。这件事才发生了不过十五年,他们一定还记得他!他们会记得布拉契的。汤米可以作证布拉契说过这些话,而乡村俱乐部的经理也可以出面作证布拉契确实在那儿工作过。我可以要求重新开庭!我可以——”

    “警卫!警卫!把这个人拉出去!”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安迪说。老柴士特告诉我,安迪那时几乎在尖叫了。“这是我的人生、我出去的机会,你看不出来吗?你不会打个长途电话过去查问,至少查证一下汤米的说法吗?我会付电话费的,我会——”

    这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守卫进来把他拖出去。

    “单独关禁闭,”诺顿说,大概一边说一边摸着他的三十年纪念襟章,“只给水和面包。”

    于是他们把完全失控的安迪拖出去,他一路喊着:“这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你不懂吗?我的人生——”

    安迪在禁闭室关了二十天,这是他第二次关禁闭,也是他加入这个快乐家庭以来,第一次被诺顿在纪录簿上狠狠记上一笔。

    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时,我得告诉你一些有关禁闭室的事。我们缅因州的禁闭室是十八世纪拓荒时代的产物。在那时候,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在“狱政学”或“改过自新”和“选择性认知”这些名词上,那是个非黑即白的年代,你不是无辜,就是有罪。如果有罪,不是绞刑,便是下狱。如果被判下狱,可没有什么监狱给你住,缅因州政府会给你一把锄头,让你从日出挖到日落,给自己掘个坑,然后给你几张兽皮和一个水桶,要你躺进自己掘的洞里。下去后,狱卒便把洞口用铁栅给盖上,再扔进一些谷物,或者一个星期给你一两块肉,周日晚上说不定还会有一点大麦粥吃吃。你小便在桶里,狱卒每天早上六点的时候会来倒水,你也拿同一个桶子去接水。天下雨时,你还可以拿这个桶把雨水舀出洞外……除非你想像老鼠一样溺死在洞里。

    没有人会在这种洞中住太久,三十个月已经算很厉害了。据我所知,在这种坑中待得最久、还能活着出来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精神病患者,他用一块生锈的金属片把同学的命根子给剁了。他在洞内待了七年,不过当然是因为他还年轻力壮。

    你得记住,当年只要比偷东西、亵渎或在安息日出门时忘了带手帕擤鼻涕等过错还严重些的罪名,都可能被判绞刑。至于上述这些过错和其他轻罪的处罚,就是在那种地洞中关上三至六个月或者九个月。等你出来时,你会全身像鱼肚一样白,眼睛半瞎,牙齿动摇,脚上长满真菌。

    肖申克的禁闭室倒没有那么糟……我猜。人类的感受大致可分为三种程度:好、坏和可怕。当你朝着可怕的方向步入越来越黑暗的地方时,再进一步分类会越来越难。

    关禁闭的时候,你得走下二十三级楼梯才会到禁闭室。那儿惟一的声音是滴答的水声,惟一的灯光是来自一些摇摇欲坠的六十瓦灯泡发出的微光。地窖成桶状,就好像有钱人有时候藏在画像后面的保险柜一样,圆形的出入口也像保险柜一样,是可以开关的实心门,而不是栅栏。禁闭室的通风口在上面,但没有任何光亮会从上面透进来,只靠一个小灯泡照明。每天晚上八点钟,监狱的主控室就会准时关掉禁闭室的灯,比其他牢房早一个小时。如果你喜欢所有时间都生活在黑暗中,他们也可以这样安排,但没有多少人会这么做……不过八点钟过后,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墙边有张床,还有个尿罐,但没有马桶座。打发时间的方法只有三种:坐着、拉屎或睡觉,真是伟大的选择!在那里度过二十天,就好像过了一年一样。三十天仿佛两年,四十天则像十年一样。有时你会听到老鼠在通风系统中活动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连害怕都不知为何物了。

    要说待在禁闭室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你有很多时间思考。安迪在享受面包与水的二十天里,好好思考了一番。当他出来后,他再度求见典狱长,但遭到拒绝,典狱长说类似的会晤会产生“反效果”,如果你想从事狱政或惩治工作的话,这是另一个你得先精通的术语。

    安迪很有耐心地再度求见典狱长,接着再度提出请求。他变了。一九六三年,当春回大地的时候,安迪脸上出现了皱纹,头上长出灰发,嘴角惯有的微笑也不见了。目光茫然一片。当一个人开始像这样发呆时,你知道他正在数着他已经度过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星期,甚至多少天的牢狱之灾。

    他很有耐性,不断提出请求。他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夏天到了,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首府承诺将大力扫除贫穷和消除不平等,浑然不知自己只剩下半年的寿命了。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名叫“披头士”的合唱团正冒出头来,但在美国,还没有人知道披头士是何方神圣。还有波士顿红袜队这时仍然在美国联盟垫底,还要再过四年,才到了新英格兰人所说的“一九六七奇迹年”。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外面那个广大的自由世界里。

    诺顿终于在六月底接见安迪,七年以后,我才亲自从安迪口中得知那次谈话的内容。

    “如果是为了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安迪压低了声音对诺顿说,“你以为我会说出去吗?我这样是自寻死路,我也一样会被控——”

    “够了,”诺顿打断道。他的脸拉得老长,冷得像墓碑,他拼命往椅背上靠,后脑勺几乎碰到墙上那幅写着“主的审判就要来临”的刺绣。

    “但——”

    “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到‘钱’这个字,”诺顿说,“不管在这个办公室或任何地方都一样,除非你想让图书馆变回储藏室,你懂吗?”

    “我只是想让你安心而已。”

    “呐,我要是需要一个成天哭丧着脸的龟儿子来安我的心,那我不如退休算了。我同意和你见面,是因为我已经厌倦了和你继续纠缠下去,杜佛尼,你要适可而止。如果你想要买下布鲁克林桥,那是你的事,别扯到我头上,如果我容许每个人来跟我说这些疯话,那么这里每个人都会来找我诉苦。我一向很尊重你,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你懂吗?”

    “我知道,”安迪说,“但我会请个律师。”

    “做什么?”

    “我想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拼凑起来。有了汤米和我的证词,再加上法庭纪录和乡村俱乐部员工的证词,我想我们可以拼凑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汤米已经不在这里服刑了。”

    “什么?”

    “他转到别的监狱去了。”

    “转走了,转到哪里?”

    “凯西门监狱。”

    安迪陷入沉默。他是个聪明人,但如果你还嗅不出当中的各种交易条件的话,就真的太笨了。凯西门位于北边的阿鲁斯托库县,是个比较开放的监狱。那里的犯人平常需要挖马铃薯,虽然工作辛苦,不过却可以得到合理的报酬,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到学校参加各种技能训练。更重要的是,对像汤米这种有太太小孩的人,凯西门有一套休假制度,可以让他在周末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换言之,他可以和太太亲热,和小孩一起建造模型飞机,或者全家出外野餐。

    诺顿一定是把这一切好处全摊在汤米面前,他对汤米的惟一要求是,从此不许再提布拉契三个字,否则就把他送到可怕的汤姆森监狱,不但无法和老婆亲热,反而得侍候一些老同性恋。

    “为什么?”安迪问,“你为什么——”

    “我已经帮了你一个忙,”诺顿平静地说,“我查过罗德岛监狱,他们确实曾经有个叫布拉契的犯人,但由于所谓的‘暂时性假释计划’,他已经假释出狱了,从此不见踪影。这些自由派的疯狂计划简直放任罪犯在街头闲晃。”

    安迪说:“那儿的典狱长……是你的朋友吗?”

    诺顿冷冷一笑,“我认得他。”他说。

    “为什么?”安迪又重复一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我不会乱说话……不会说出你的事情,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因为像你这种人让我觉得很恶心,”诺顿不慌不忙地说,“我喜欢你现在的状况,杜佛尼先生,而且只要我在肖申克当典狱长一天,你就得继续待在这里。从前你老是以为你比别人优秀,我很擅于从别人脸上看出这样的神情,从第一天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脸上的优越感。现在,这种表情不见了,我觉得这样很好。你别老以为自己很有用,像你这种人需要学会谦虚一点。以前你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好像老把那里当成自家客厅,神气得像在参加鸡尾酒会,你在跟别人的先生或太太寒暄似的,但你现在不再带着那种神情走在路上了。我会继续注意你,看看你会不会又出现那种样子。未来几年,我会很乐意继续观察你的表现。现在给我滚出去!”

    “好,但我们之间的所有活动到此为止,诺顿。所有的投资咨询、免税指导都到此为止,你去找其他囚犯教你怎么申报所得税吧!”

    诺顿的脸先是变得如砖块一般红……然后颜色全部褪去。“你现在回到禁闭室,再关个三十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你的纪录上再记一笔。进去后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胆敢停掉这一切的话,图书馆也要关门大吉,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图书馆恢复你进来前的样子,而且我会让你的日子非常……非常难过。你休想再继续一个人住在第五区的希尔顿饭店单人房,你休想继续保存窗台上的石头,警卫也不再保护你不受那些男同性恋的侵犯,你会失去一切,听懂了吗?”

    我想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时间继续一天天过去——这是大自然最古老的手段,或许也是惟一的魔法,安迪变了,他变得更冷酷了,这是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词。他继续掩护诺顿做脏事,也继续管理图书馆,所以从外表看来,一切如常。每年生日和年关岁暮时,他照样会喝上一杯,也继续把剩下的半瓶酒和我分享。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

    他继续打磨从运动场上找到的石头,但运动场变小了,因为其中一半的地在一九六二年铺上了柏油。不过,看来他还是找了不少石头来让自己忙着。每当他琢磨好一块石头后,他会把它放在朝东的窗台上,他告诉我,他喜欢看着从泥土中找到的一块块片岩、石英、花岗岩、云母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安迪给这些石头起名叫“千年三明治”,因为岩层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才堆积而成的。

    隔三差五,安迪会把石雕作品送人,好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琢磨好的石头。他最常送我石头,包括那双袖扣一样的石头,我就有五个,其中有一块好像一个人在掷标枪的云母石,是很小心雕刻出来的。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石头,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每当我看见这些石头时,总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即使每一次只有一点点时间),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能做出多少事情。

    所以,表面上一切如常。如果诺顿是存心击垮安迪的话,他必须穿透表面,才能看到个中的变化。但是我想在诺顿和安迪冲突之后的四年中,如果他能看得出安迪的改变,应该会感到很满意,因为安迪变化太大了。

    他曾经说,安迪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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