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少年巴比伦》->正文

第七章 在希望的田野上

    现在走到化工厂的门口,看到的依然是十年前的厂门,水泥砌成的一个门楼,铁丝网编成的大门。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在这个门口进进出出。再往东走是郊区,有大片农田,农田之间有一条公路,去往上海。这条公路在我的视线中是笔直的,好像用西瓜刀劈开的一样。

    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一辈子出入于厂门,那就是翻墙。

    化工厂的围墙很长,大约两米五高。这个高度我即使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也能一跃而上,西装上绝不会沾着一点泥巴。通常我在司机班那一带上墙,那儿比较干净,不至于掉进什么阴沟里。众所周知,化工厂有很多阴沟,阴沟里流的不是脏水,而是沸水,是盐酸,掉进去再捞上来就成了涮羊肉。

    翻墙乃是我的嗜好。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崂山道士》,说穿墙术的。我对穿墙术特别感兴趣,可惜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既然不能穿墙,那就只能学翻墙。在这件事上,我好像很有天赋,我以为自己可以去做特种兵,但别人说我是天生的贼胚子。上学的时候因为翻墙,被教务处抓到过几回,教导主任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门不走,偏要翻墙。我回答不出所以然,他就说我是盗贼本性,难以成器。

    念书的时候,因为逃学,翻墙多数是翻出去,工作以后恰恰相反,因为迟到,多数是翻进来。化工厂的墙外种着许多树,我双脚叉开,在围墙和树干上蹬几下,人就蹿上去了。我曾站在墙头久久不肯下来,我观察过那堵墙,它是用红砖砌成,实心的,腰线以下和墙顶上涂着水泥,由于年深日久,墙根长满青苔。墙外的泥土是黑色的,长着很多草,墙内的泥土是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都被化工原料染成了奇异的颜色。墙头上有白花花的鸟粪,有枯叶和梧桐子,偶尔有一只野猫蹲伏在不远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站在墙上看外面的街道,景色很奇异。我可以俯瞰过路的行人与车辆,好像电影一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匆匆跑到墙角,他没发现我蹲在墙头。他拉下裤子拉链,就在我的正下方,掏出###用力地小便,尿水冲在墙根上发出噗噜噗噜的一串声音。我蹲在墙头静静地看他,嘴里叼着烟,后来烟灰飘在了他的龟头上。他打了个哆嗦,猛然抬头发现了我,对着我破口大骂。

    我没有和他对骂。蹲在墙上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回忆教导主任的话:盗贼成性。我他妈连厂里的手套都没偷过一副。翻墙有很多种目的,有人偷东西,有人窥淫,有人纯粹是为了体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后者更像诗人,但是诗人不会把烟灰落到人家龟头上去。

    那天我沿墙而行,注意避开那些茂密的树叶,叶子上会有毛毛虫,扎在身上又痛又痒。走到司机班,我跳上一辆卡车,再从卡车上出溜下来。我忘记把香烟掐掉了,叼着一根烟在生产区里走。还没走出十二米,忽然有人对我大吼:

    “路小路!抽游烟!”

    所谓游烟,就是叼着香烟到处晃悠,这是最危险的,会把所有的厂房设备都炸到天上去。我不是故意要抽游烟,不管炸着什么,首先飞上天的是我自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搞破坏,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赶紧把烟踩灭,那人又大吼:

    “路小路,乱扔烟头!”

    乱扔烟头也会爆炸,或者是火灾,这都是安全常识。我心里焦躁,正想骂那个人多管闲事,他已经旋风一样来到我面前。我一看,立刻没了脾气,他是劳资科长胡得力。

    那天我吓破了胆,返身要逃,胡得力一把揪住我的西装。我试图挣扎,我不喜欢自己的衣服被别人捏在手里,而且是我唯一的枪驳领西装。我使了一个反擒拿的招数,用力压他的手腕,本来还能使一招撩阴腿,但我没敢使出来,要是我把劳资科长的睾丸踢飞了,明天就该去牢里上班了。我压了压胡得力的手腕,居然毫无动静,肱二头肌真他妈的白练了。我像一个跳伦巴舞的女人,在他的把持之下剧烈扭动、翻转。他的右手像钳子一样擒着我,左手反捏住我的手腕,一把扭到了背后。我咬了咬牙,忍住没喊疼。

    胡得力把我的西装从后面撩起来,顺势在我手腕上打了个结。这他妈太离谱,这是刑警干的活,哪里像个劳资科长。他拎着我往劳资科去,一路上,工人师傅都在笑,说:胡科长,好身手啊。胡得力还挺得意。我心想,要不是看在你劳资科上的份上,我早就把你丫睾丸踢飞了。

    我被押到劳资科,先看见小噘嘴对我做了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又看见胡得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胡得力对小噘嘴说,把劳动纪律手册拿出来,查一查,该怎么罚,罚死这小子。我当时头一昏,以为一年的奖金都泡汤了。后来查出来,生产区抽游烟罚款二十元,乱扔烟头罚款二十元,至于翻墙,根本没这条。整个也就是罚四十块钱。胡得力自己也有点懵了,对小噘嘴说:“怎么才罚这么多?”小噘嘴说:“胡科,一直就是罚这么多的。八五年的劳动纪律,到现在都没改过。”

    胡得力说:“不行,起码扣他两个月奖金!”

    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公报私仇!”

    胡得力说:“我就是法!我想怎么罚你就怎么罚!”

    有关我在生产区被胡得力活擒的事,我想起一个细节:当时有一只鸟飞过我的头顶,拉下了一滴白花花的鸟粪。这滴鸟粪本来应该落在我的脑袋上,结果,由于厮打和挣扎,鸟粪落在了胡得力的头上。他没发现。看着近在咫尺的鸟粪,我忍不住笑了,一笑就走了气,被胡得力彻底制服。

    我想不明白那滴鸟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征兆,或者带有什么暗示,但它确实很好玩。世界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假如让我在鸟粪和胡得力之间做选择,我情愿选择前者,因为洗个澡就能解决。但我同时认为,我撞上胡得力完全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既然它是必然的,那么,鸟粪还是由胡得力去承受吧,我不能在两件事情上同时倒霉。

    我和胡得力结下了梁子。照小李的说法,我死定了。小噘嘴传出内部消息,劳动纪律重新修订,翻墙一律按盗窃论处,不管口袋里有没有揣东西,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至于抽游烟,新的规定是罚款五百元。其余迟到早退的罚款金额也相应提高。那阵子工人师傅恨死了我,说我一粒老鼠屎,坏了所有人的汤。与此同时,他们也恨胡得力,用了很多脏话,在此不宜一一表述。

    为了端正纪律,每天早上胡得力都站在厂门口抓迟到,七点五十五分,他踱到传达室,站在那儿等待上班铃声响起。八点整,传达室的铃声响起,等它停下的时候,就意味着抓迟到的工作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打卡机,抓迟到完全依赖人工,这就使得迟到的概念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来说,工厂门口有一条笔直的白线,铃声停止的一瞬间,一些职工的自行车前轮过了线,而后轮还在线外,这到底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职工被前面的人挡在白线之外,认为是前面的人故意堵塞交通,这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早就上班了,只不过又晃出去买了包香烟,这算不算迟到?凡此种种,都要胡得力来解决。

    对付这种人工式的抓迟到,有一条原则:宁愿迟到一小时,绝不迟到一分钟。胡得力是干部,不是看大门的,不可能在传达室门口站上一整天。八点三十分,他就慢慢地踱回劳资科,坐在炮楼上,偶尔看一眼厂门口。这时候只需要倒退着走进厂里,他看见的只能是我的屁股,然后往附近的树丛里一钻,万事大吉。

    起初,我被胡得力抓到过几次。他会很开心地大喊一声:“路小路,迟到!”我一哆嗦,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被他逮了个正着,揪着我的领子让我填罚款单,还得站在厂门口示众,手里拿着一张工厂里的信笺,上书四个大字:我迟到了。胡得力说,这是对付懒散青工的办法,专门用来整我这种不求上进的小青年。他还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羞耻心。

    我示众的时候,整个厂门口冷冷清清的,工人都在上班。我举着那张信笺,也不知道举给谁看。胡得力站在我对面,用目光测试着我的羞耻心。当时他说,路小路,你的眼睛里没有羞耻。我说,胡科长,你把我剥光了站在这里,我就会有羞耻了。他听了这话,就对我大声呵斥:“举高点!把纸举高点!”

    我示众的时候,附近化验大楼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还用瓜子皮扔我。这些姑娘我都认识,经常去她们那里换灯泡,还请她们吃糖,给她们讲鬼故事。我很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很干净,穿的是白大褂一样的化验服,到了夏天,这身衣服之下就是胸罩和裤头。白大褂很薄,隐隐地能看到这些内衣的轮廓。我一想到化验室的女孩,就会想入非非。瓜子皮落在脑袋上也很快乐,古代的书生和我一样,走过勾栏瓦舍,被凭栏女子用瓜子皮击中脑门,这是一件很意淫的事情。趁着胡得力不注意,我对她们投去一个微笑,甚至挥挥手,她们就很嚣张地将瓜子皮一把一把朝我扔,我也不知道她们哪来这么多瓜子皮,大概平时特地攒下来,专门对付我这种懒散青工的。此时胡得力扭头朝她们张望,那几个脑袋就嗖地消失在窗口,像一群受惊的松鼠。这一点我最是佩服,她们从来不会落到胡得力手里。

    假如让我来形容,胡得力就像是个猎人,站在厂门口打猎。那些松鼠一样的化验室女孩当然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就在这时,我出现了,我就是胡得力寻觅已久的大狗熊,只有把我一枪撂倒,才配得上劳资科长的光荣称号。如果你打了一只狗熊,也会把它的皮剥下来,挂在墙壁上展览。对狗熊而言,这纯粹是命运使然。但我愤怒的是另一件事:你不能要求一只狗熊有羞耻心,这他妈太奢侈,狗熊是不能为羞耻心负责的。

    我不是傻子,被抓过几次之后,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上班迟到就往茶馆里一钻。那家茶馆如今已被拆掉了,早先,这里是一间昏暗的平房,没有招牌,走进去先是看见一个老虎灶,灶头上永远烧着一壶水,两盏二十瓦的灯泡悬于头顶,灯下是几张旧得发黑的桌子,一些被屁股磨亮的条凳。郊区的老头就在这里喝茶,老头们看见我钻进来,就会嘲笑道:“嘿,又是个迟到的。”

    在茶馆里泡着,看完两局棋,绿茶喝得想尿尿,差不多就是九点钟了,这时候胡得力已经回到炮楼里去了,我就把自行车停在附近的车摊上,让修车师傅替我看着,自己一溜烟蹿进厂里。有时候动作快如闪电,门房的老头只觉得眼前一花,还以为闪过去一只野猫。

    当然,茶馆并不是绝对安全,有一次胡得力不知哪里来了股雅兴,居然踱到茶馆里来查岗。他一进门就看见我,正在那里下象棋呢。胡得力冷笑了一声,对我说:“你这个月奖金全没啦。”我心里一寒,下错了一步棋,当场被老头将死,输给了他两毛钱。

    茶馆据点被查抄之后,我去更远的游戏房打“街霸”,这比下象棋更好玩,也更安全。唯独麻烦的是,打游戏常常使我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要上班,跑出昏暗的游戏房,太阳已经悬在了头顶,差不多可以去食堂吃午饭了。

    九三年和我一起站在厂门口示众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绰号长脚。长脚是个管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胡得力让他举着另一张信笺,上面同样写着:我迟到了。长脚比较有羞耻心,而且有恐惧心,看见胡得力就吓得说不出话,态度极其端正,把那张信笺举得很高。由于他的身高一米九五,信笺就在两米五以上的高空,谁也看不见上面写着什么。胡得力认为长脚是在故意耍宝,比路小路更缺乏羞耻心。

    那一次,长脚示众还不到十分钟,管工班的班长就把他喊了回去,因为管子没人修。有关管工,简单的解释,就是负责安装和维修那些化工管道的,这个工种很古怪,既可以很清闲,也可以累得像苦力。具体来说,如果你不干活,任由管子漏掉,那就很清闲,如果你到处去检查管子,全厂的管子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公里,你就成了苦力。我厂的管工班极其懒散,师傅们都不大爱干活,所有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包办,这个人就是长脚。

    照我的看法,上班不干活其实也挺无聊的,总要稍微动弹动弹。但管工班的师傅们发展出了另一项工作:下围棋。其中有几个师傅已经是业余二段了。这伙师傅手筋大得出奇,都是刘小光和刘昌赫那个流派的,只是格调低下,盘面上落下五个棋子之后,必定开始绞杀,毫无教养,完全是流氓棋,大概和他们的工种也有一点关系吧。管工班的师傅下棋,全是站着的,叼着烟,喝着茶。小小一个班组,摆了四五个棋局,杀得天昏地暗。师傅们一下棋,当然顾不上干活了,凡有管道泄漏,就指着长脚说:“去,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就老老实实地扛着工具出去干活了,很不幸,整个管工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棋盲。

    有一天,我和小李又跑到锅炉房去换灯泡。我们还惦记着瓦房底下的半裸体,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爬到最高那层平台,那里黑漆漆的,头顶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并且非常热。我刚把灯泡摘下来,忽然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脑袋,这个脑袋在有光的地方瞪着我,乍一看,以为他没有长着身体,光是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灯泡从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上掉了下去,当的一声,砸得粉碎。

    这个脑袋快乐地看着我们,并且喊我们的名字:“李光南,路小路。”仔细一看,原来是长脚,他个子太高,难怪被我误认为是飘在空中的脑袋。我骂道:“操,长脚,你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我在修管子。”

    小李说:“你出来,你躲这里吓死人。”

    长脚从阴暗处走出来,他很高很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横宽竖短,非常好看。管工班的师傅们给他起了很多绰号,长脚、仙鹤、竹竿、火筷、圆规、僵尸、高跷……化工厂的师傅们都是修辞大师,取的绰号无比精准。照我的看法,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因为长脚不会下围棋,所以得干八个人的活,还要忍受所有的嘲笑。

    那天长脚说他在修管子,其实是骗人。我和小李都不是傻子,一眼就看出蹊跷。锅炉房的顶层是最偏僻的地方,常年无人,在这种地方通常不会干什么好事。小李在平台上巡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长脚问:“你们找什么?”小李说:“你会不会带个女人在这里嘛?”长脚大惊失色,连声说:“不要乱讲,传出去会害死我的。”

    我说:“长脚,你老实交代,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修管子。”

    我说:“你连个扳手都没带,你修鸟个管子啊?”

    长脚皱着眉头,抿着嘴,从侧面看,他的脸呈C型,好像吃多了中药。这个表情是长脚的招牌。小李说:“长脚,你不会在这里手淫吧?”长脚做了个要昏过去的表情,说:“你们真下流。我在这里复习功课。”

    “你复习鸟个功课啊?考八级管工?”

    长脚说:“我复习语文。”

    我搞不懂,长脚一个管工,学什么语文。照我看,他还不如去学学围棋,可以少干点活。后来小李提醒我,长脚是要参加成人高考。长脚点头,从屁兜里掏出一本成人高考复习资料,果然是《语文》。《语文》我最喜欢了,可惜那时候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小李说长脚惨了,被他们班组长知道,肯定打断他的腿。我说不至于吧,他又不是奴隶,凭什么不能参加成人高考。长脚对我说:“路小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到你家门口自杀。”我非常嫌恶地把他推开,说:“长脚,你这个变态!”

    事实上,小李没有说错。成人高考是公开的,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加,但厂里对此非常反感,但凡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工,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好高骛远,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对付这样的青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那时候我们都安慰长脚,放心,你不会去上三班的,你调走了就没人修管子了。长脚说:“我就烦修管子!”

    其实,长脚曾经多次想调到电工班。电工班比较轻松,像他这么个身高,拧灯泡连梯子都不需要,最多找个小板凳就可以了。问题是,修管子同样需要身高,化工厂的管子也都是架在半空中的。

    为了调动工种的问题,长脚曾经去找过管工班长,请他吃饭,要求调到电工班。那位业余二段的围棋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饭,等长脚把用意说清,就抹了抹嘴说:“你去找鸡头,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鸡头吃饭,鸡头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车间主任,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车间主任吃饭,车间主任比较难请,请了三次才赏脸。车间主任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胡得力,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一听胡得力的名字,长脚立刻犯病,腿肚子都哆嗦。他跑到办公大楼里,在劳资科门口转了十几个来回,鼓足勇气冲进去。胡得力一见他进来,不等他开口,就厉声呵斥:“长脚,我听你们车间里汇报上来,说你又不安心工作!”长脚听了,一肚子的勇气都成了个屁。

    那时候我们都劝长脚,别指望了,你要是调走,管工班的师傅就得去干活,围棋水平肯定下降,这是全厂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长脚哭笑不得,非常沮丧。后来六根还给长脚出馊主意,教他日本式的励志法,就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出自己的愿望,大声地喊,还要握紧拳头,这样就能给自己以希望。长脚不知道该喊什么,六根说:“你就对着镜子喊‘我是电工!我是电工!’”

    那天在锅炉房,长脚让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假如管工班知道他在复习功课,就会派他去做最脏最苦的活,累得像条狗一样,根本没精力去读书。他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脸像茄子一样发紫。我和小李都很怕他哭,这个仙鹤活像个女人,哭起来会发出抽噎的声音,很恶心。我们用手拍着他的头,安慰他,顺便把手上的煤灰也擦了个干净。我们答应他,不说出去。长脚还不放心,忽然说:“我们结拜兄弟吧,这样你们就不能出卖我了。”

    我嘲笑地说:“还是结拜兄妹吧。”长脚瞪着我说:“小路,你看不起我!”我当然不想让长脚误会,这样他又要哭死。我说结拜就结拜。长脚说,电工刀呢,歃血为盟,在手心割一刀,把手握在一起,血就融进去了,就是兄弟。小李就掏出一把电工刀,磨得锃亮的,说:“你先割。”长脚拿着刀子,看了半天说:割肉太疼了,而且血融在一起会传染肝炎,还是发誓吧。

    那天我们就举手发誓:陈国威,路小路,李光南,维年月日结拜兄弟,皇天在上,煤灰在下,谁要是叛变,就天诛地灭,千刀万剐。发过了誓,我们对长脚说:“这下你满意了吧?”长脚说,还要排座次。算了一下年纪,小李最大,长脚次之,我最小。长脚说他是老二,就是关公。我们就嘲笑他:“管工,关公,你做定了。”长脚很不高兴,说:“还是叫我老二吧。”老二是鸡鸡的意思,不过我没再嘲笑他,怕他又哭。

    长脚曾经对我们说他的人生计划:考上夜大,读一个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以后通过送礼走后门,做一个技术员,然后调到科室里,然后做科长。这是一个美好的计划,每一步都很惊险。

    结拜之后,长脚的秘密没能守住,倒不是因为我们泄密,而是管工班开始了大检修,得把全厂的管子都检查一遍。管工班的师傅不得不放下围棋,象征性地干一点活,主要还是依靠长脚。长脚是骨干力量,当然少不了他。不幸的是,偏偏就少了他。

    管工班的师傅不见了长脚,比丢了儿子还着急,扯着嗓子满厂乱喊:“长脚!修管子喽!长脚!修管子喽!”喊了半天,还是不见他的踪影。以前他很乖的,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喊一声就会出现在眼前。师傅们急疯了,满处乱找,有人要打电话报警,有人要去他家报丧,以为他淹死在某个贮槽里了。后来,有个锅炉房的师傅跑了过来,指了指那根冒黑烟的烟囱。人们心领神会,十分钟后,把长脚从锅炉房里揪了下来,同时也从他屁兜里掏出了那本《语文》。

    长脚也快疯了,成人高考迫在眉睫,如果考不上,就意味着他得在管工班多干一年。被揪下来之后,没过五分钟他又消失了,这回是在废品仓库抓住了他。后来分别在食堂、图书馆、男浴室把他擒获。长脚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去求白蓝开放一下妇检室,那里最清净,而且师傅们不敢冲进去。他知道我和白蓝关系不错,但我没答应他。那阵子,管工班又兴起了一项更高雅的运动:猎狐。一群师傅在工厂的森林中围捕长脚,后来发展到全厂的师傅都在围捕他,谁逮住长脚,管工班长就发给他一根红塔山。既然有了彩头,大家就更开心了。最后,管工班派出两个师傅,每天接送长脚上下班,吃饭拉屎都盯着他,把这个一米九五的仙鹤逼得无路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去修管子。

    有关化工厂的管道,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早在进厂之前,我爸爸就提醒过我,化工厂的管道是不能轻易接近的。这些管道有各种颜色,认准颜色对我的生命财产有好处:绿的是水管,红的是原料管,白的是蒸汽管,蓝的是惰性气体管。这些管道大多架在空中,像肠子一样蜿蜒曲折。没事最好不要在管道下面呆着,水管漏了不要紧,万一是硫酸管子漏了,就很恐怖。我亲眼看见有人在硫酸管道下面站着,忽然之间,他的脑袋上冒出了一缕白烟,好像升仙,然后他就像大熊猫一样在地上打起滚来。

    我厂的管道,是一个叫梁秃子的工程师设计的。他非常有创意,把硫酸管道架在水管的正上方,这些水管通往澡堂。假如硫酸管子漏了,硫酸滴在水管上,渗进去,通过水管流到澡堂,洗澡的人就会觉得身上有点疼。被这种低浓度硫酸浇在身上,我们就趴在窗口通知外面:“妈了个逼,硫酸管子又漏啦!”

    我必须说,梁秃子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些洗澡水不但不会伤害身体,而且有杀菌作用,可以治疗阴道炎和包皮炎,但它确实又辣又疼,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梁秃子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得意,管道泄漏,浴室报警,可以去申请国际专利。毫无疑问,全厂职工都恨死了他,没有人愿意在洗澡的时候做一个自动报警器。

    这种愤怒从梁秃子身上蔓延,并殃及长脚。管工负责管道维修,管工班唯一干活的就是长脚,不恨他恨谁啊?有时候,下班洗澡,洗淋浴的人会忽然大喊:“哎哟,硫酸管子又漏啦!长脚呢?”别人就报告说,长脚在大浴池里泡着呢。这时,就会有三五个师傅,把长脚从水里捞上来,冲着他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长脚涨红了脸,一声不吭,湿淋淋地套上棉毛裤就往外跑。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楼上女澡堂的窗口伸出几十个湿漉漉的脑袋,冲着他齐声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

    有关长脚,照他自己说,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人是疯子,他们平时很正常,看见长脚就会变成疯子。他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KEY。我建议他去做手术,把腿锯掉二十公分,别人就不会欺负他了。工厂就是这样,如果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会引起别人虐待的欲望。

    长脚东躲西藏,后来终于把管工班的师傅们惹急了,他们一锤子敲开了长脚的工具箱,从里面搜出来一叠复习资料,找了个火炉,一把烧成了灰烬。长脚从外面回来之后,发现工具箱洞开,自己的复习资料不见了,就对师傅们说:“别开玩笑了,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说:“我保证不躲了,你们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拿起一把扳手,说:“去你妈的,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操起扳手,举到空中,那样子好像是要行凶。这个动作要是由我来做,师傅们早就逃了,可惜,长脚太缺乏威慑力。师傅们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帽子都摘了下来,把脑袋凑到扳手下面,说:“往这儿敲,你敲一下,我就工伤半年。”长脚看着那七八个脑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该敲谁好。扳手最终敲在了师傅们的棋盘上,那些棋盘都是钢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画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声巨响,以及一串火星。师傅们哈哈大笑,长脚放声大哭,往河边跑去。

    那天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连师傅们烧书也看到了。有个老师傅说,管工班的师傅很厉害,当年造反搞武斗,他们拿着长枪(其实是一根两头削尖的管子)攻打图书馆,把整个图书馆都烧了,长脚那几本破书算个鸟。

    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

    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

    “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

    “可是你去哪里呢?”

    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问再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

    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

    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

    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

    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国家,据说是一个城市,后来知道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国家。戴城的报纸上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又干净又安全,而且很有钱。

    九三年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听过一场报告。有几个领导跑到新加坡去考察,然后召集了一些青年去听报告。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堂里,看了好多幻灯片。领导说,以后戴城会成为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城市,因为很多外商都会到这里来开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下面的青年听得很受鼓舞。领导忽然又说,但是,戴城群众的素质有待提高,新加坡的法律很严,谁要是随地吐痰,就会被拉进去用皮鞭抽,这皮鞭可不是你们爸爸的皮带,而是特制皮鞭,并且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小孩有小孩的鞭子,女人有女人的鞭子,退休工人有退休工人的鞭子。这一鞭子下去就变成半残废,得在床上躺一个月,养好了伤,再拉进去抽第二鞭子,如此循环直到抽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个法制国家,不可以托关系走后门,你要是犯了事,就算你爸爸是公安局长都没用。领导说完这个就对着我们奸笑,我心想,他妈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是法制国家吗?

    我当时没什么法律常识,听到这种胡诌,吓得要死,以为那个南洋的花园国家会向戴城派遣行刑队。这些行刑队会站在街上,戴着红袖章,凡是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就一鞭子抽过去,连罚款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有钱,不稀罕人民币,他们的嗜好就是抽人。由于他们的文明水准特别高,所以看不顺眼的东西也特别多,像我们厂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可能挨鞭子。我心想,谁要是敢抽我,我肯定一板砖拍过去。后来领导又说,他们不但敢抽戴城人,连美国人都敢抽。我心里不禁又开始佩服他们。

    这场报告听得我一头雾水,假如马上就有鞭子等着我们,为什么大家还那么鼓舞?后来白蓝说我脑子有病,听报告时候断章取义,就听出这种效果来。

    我对工业园区和三资企业抱有恐惧感,就是从这场报告开始的。后来,新加坡人来参观戴城,全市发动进行爱国卫生运动,连我们农药新村都在大扫除,还灭鼠。我妈妈问街道主任:“新加坡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吗?”街道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但灭鼠很有必要,万一老鼠跑到宾馆去呢?”灭鼠运动之后,老鼠没见少,农药新村的鸡鸭被毒死了一大片,又不能吃,只能任由它们在草丛里发臭。那时候新加坡人已经不干了,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死鸡死鸭没人管。

    有关三资企业,对一个戴城人而言,始终是奋斗目标之一。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奋斗目标:考上大学,开个杂货店。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坐科室那是梦想,不是目标,奋斗了也没鸟用的。当时,糖精厂里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我以为小李会去,或者是长脚,没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六根。

    有一天六根对我们说,他要去一家台资企业做电工。我们都很吃惊,说:“六根,你辞职啦?”六根说:“我没有辞职,我有一大把调休,可以歇三个月。我打算去台资企业干三个月,干得好就辞职,干不好再回来嘛。”我问他:“不调你档案啊?”六根说:“三个月试用期,不要档案的。知道什么是试用期吗?”我还真不知道,糖精厂没有试用期的,进厂就签合同。六根说:“小路,你要多见见世面,三资企业很现代化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我们就夸他聪明,六根最喜欢别人夸他聪明。

    后来六根就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六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鼻青脸肿,嘴上结着血痂,看这样子是被人打过了。

    六根告诉我们,台资企业在很远的镇上,每天早上五点钟,那个厂里有一辆破破烂烂的中巴车,把员工接到镇上去上班。更多的员工是住在厂里的。六根很看不顺眼,三资企业的厂车竟然是一辆中巴车,而且那么破。中巴车也奇怪,不给进厂门,是停在马路上的,工人得在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

    六根第一天上班,下了中巴车,打了卡,趾高气扬往厂里走。他发现台资企业很奇怪,工人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这种武警服在地摊上都能买到,是农民工和小流氓穿的,六根也就没在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班时候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就站一个胡得力嘛。另外,这家台资企业才两百个工人,就要用八个保安,而糖精厂几千个职工,也才配备了五个厂警。这莫非是劳改营啊?

    六根很犹豫地站在门口张望,后来有个保安走过来,操着外地口音对他说:“你这个傻逼在这里看个鬼啊?”六根一听就生气了,六根是电工,虽然长得难看了点,但手艺很好,糖精厂的厂警从来不敢对他这么凶的。六根指着保安说:“你他妈说什么?”话音未落,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接着当头又挨了一拳,然后他就被十六个拳头包围在中间。八个保安围着他,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劝架。

    六根被打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国道边上,衬衫(已经完全是布条了)口袋里塞着一张开除通知单。六根没搞明白,自己还没上班,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被开除了。国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六根伸出手想拦车,那些车发出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减速的。六根沿着国道往回走,走得很慢,他感觉自己的腰被人打断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水中央有个岛,岛上有几幢农村的小楼房。他知道自己到家了。

    六根被暴打之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无处可去也是一种快乐,还是老老实实拧灯泡吧。叔本华说,一切幸福都是消极的。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青工就坐在花坛边上,看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王陶福的老婆追打王陶福,他们从生产区打到办公楼,从澡堂打到食堂,很像一部叫做《猫和老鼠》的美国动画片。王陶福是档案科的,其人精瘦,因为阿芳跳楼跳烟囱的事,我们都叫他诱奸犯。他老婆追打他的时候,手里拎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钢管,凶神恶煞,大呼小叫,锐不可挡。王陶福则是一声不吭,闷头逃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总是拍手叫好,还给他们加油,干部看了,往往是皱着眉头,嘀咕一声:“不成体统。”

    后来王陶福的老婆发展出了另一项技能,扔砖头。她追不上王陶福,就在手里揣着板砖扔他,这就不是夫妻打架了,因为扔砖头会把人砸死。但是,可爱的是,他老婆从来砸不中他,有时候追得非常近,砖头几乎可以直接拍在王陶福的后脑勺上,但她还是会砸偏掉,砖头从王陶福的耳边嗖地飞过。照鸡头的说法,他老婆简直是故意的,这种打杀都快成为一档节目了。由于她乱扔砖头,厂里的玻璃窗碎了好些,大家都在玻璃上贴着透明胶带,防止玻璃碴子崩到脸上。

    有一天王陶福被他老婆追到了死胡同里,当时他非常绝望,前面是一堵墙,后面是他老婆,他老婆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渴望长出一对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王陶福停住脚步,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走到他老婆面前,劈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他老婆发泄。那婆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挨了耳光之后,大叫一声,一脚踹翻王陶福,坐在他胸口,然后从脑袋上摘下一根钢丝发夹,她就用这根发夹在王陶福的脸上划了一个血淋淋的“井”字。

    我小时候种牛痘,胳膊上有个“井”,后来看到有人把牛痘种在自己男人脸上,这个事情叹为观止。“井”字伤疤就留在了王陶福的脸上,过了一些日子,这伤疤褪去了一半,变成一个“牛”字,操,每当看到王陶福,我们就会想起他老婆的牛逼。

    除了看夫妻追打,我们还会看到干群对打。有一天,废品仓库的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了茅坑里。方瞎子不是真的瞎子,只是绰号如此,一般的解释是认为他不长眼睛,见谁灭谁。那天保卫科长走过生产区,想要小便,来不及回办公大楼,就在附近找了个厕所,恰好方瞎子在大便。方瞎子是蹲在小便池上拉屎的,这非常恶劣,后面来小便的人必须注视着他的屎。保卫科长见了,非常生气,就骂了一句。身为保卫科长,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这也很正常,一般工人也只能接受。后来拉屎的人抬起头来,保卫科长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是方瞎子!

    方瞎子对保卫科长说,你不要走。他擦好屁股,拉上裤子,走到保卫科长面前,然后就把那张用过的草纸按在了保卫科长的脸上。趁着保卫科长惊慌失措之际,他又把他推进了茅坑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如电光火石一般,据说这就是高手。等我们跑过去看热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唯有地上一串粘着屎的脚印,无声地诉说着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当时不明白,保卫科长身高一米七五,很壮,而方瞎子身高才一米六,还有点驼背,凭什么方瞎子就把保卫科长按到了屎堆里。鸡头说,你们还不知道方瞎子吧,他当年拉过电闸。因为一件小事扣了他的奖金,他也没闹,也没威胁谁,独自跑到生产区的配电房,一把拉下了全厂四个车间的生产电路,轰的一声,糖精厂忽然鸦雀无声,马达不转了,锅炉不叫了,反应釜不反应了。甲醛车间上百万的原料,在炉子里电加热,就此变成一堆废料。

    我以前听老牛逼说过,有人牛逼到敢去拉电闸,没想到就是方瞎子。我说我知道,听说他还扛着炸药包去厂长办公室。鸡头说,不是炸药包啦,是雷管,拉电闸是犯法的,本来保卫科要把他抓进去的,搞破坏至少劳动教养,谁知方瞎子全身绑着二十根雷管冲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厂长快退休了,都吓傻了,没有人愿意干一辈子革命工作在退休之前被炸死,这种死法太冤枉。就这样,方瞎子没被抓进去,厂长也没被炸死。方瞎子这么个破坏狂人,最后被调到废品仓库当闲差,那儿全是些破烂玩意,他想砸什么就随便砸吧。

    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

    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捏着扫帚只说一句话:“要听共产党的话。”

    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

    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

    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份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

    当时我们很想不明白,操他大爷,一个对人体解剖有情结的变态狂,可比一个窥淫癖恐怖一百倍。我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开膛手杰克》,据说是确有其人,这哥们就是以解剖活生生的女人为乐趣。这种人应该马上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但厂里不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

    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我们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赤膊女人,只能看看赤膊男人。洗澡的时候,我们几个很注意观察各色男性生殖器,从干部的到工人的,从退休的到在职的,黑的白的,有毛无毛,长短粗细。当时我是出于无聊,纯粹当游戏来玩,没想到养成了习惯。我现在在厕所里尿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朝两旁的生殖器观望,我既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解剖癖,我就是习惯了看一眼。有次在宾馆里看到一个黑人,GREAT!我都想对他竖大拇指了。

    另一个澡堂游戏仅限于我们几个青工之间,就是用毛巾抽打阴部,当然是抽别人的,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长脚在这个游戏中成为了受害者,他长得瘦,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它大,那就成为众人抽打的目标。长脚很可怜,有时候在淋浴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都睁不开,忽然阴部被毛巾抽了好几下,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综了。至于我和小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可以公然地抽他。起初长脚还反抗,嘻嘻哈哈地用毛巾抽回来,但他终于发现自己高个子的坏处,###位置也高,便于我们抽打。我们抽长脚抽上了瘾,恨不得在他的阴部画一个靶子。后来他捂着阴部到处乱蹿,我们狂笑着把毛巾抽到他的屁股上,长脚哭了。我和小李收了手,抱歉地看着他,他说:“你们都是坏蛋!”

    我们对长脚一直很抱歉,其实我们都很爱他,他性格像个女人,一米九五的身高脱光了形同蜘蛛,我们爱他所以要欺负他,和工厂里的其他疯子不一样,其他人纯粹就是欺负他,并不爱他。趁着他抹眼泪的工夫,我们看了看他的老二,都他妈被抽红了,下手太狠了,很不应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同性之爱,抽抽###似乎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是绝不会这么干了。

    那时候洗头,都是用洗头膏,有草莓味道的,菠萝味道的。之后出现了海飞丝,我是工厂里率先使用海飞丝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那天为了安慰长脚,我就把我的海飞丝借给他用,他接过来,倒了小半瓶在手里,一半涂在头发上,一半涂在阴毛上。他这么浪费我的海飞丝,我也没说他什么。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全厂最大的###不是长脚,也不是其他瘦子,而是元小伟。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220伏的电流打一下,这样他就成了个不怕带电操作的电工。他练出这种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非常神气,每天揣着个电笔,在厂里昂头挺胸地走来走去。这样的青工我们都不太爱理他,我们自己虽然是青工,但不是所有的青工都爱搭理的。

    有关元小伟的###,已经大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用对比法来描述,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GREAT,但也远远超出了黄种人应有的比例。据说这跟他每天挨电击有关系,我看过个电影,说李小龙就是用电击的方式锻炼力量的。元小伟电的是手指,长的是###,这一点也很神奇。

    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元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划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啊?”

    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

    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瞪了他一眼,说:“长脚,你脑子清楚一点。你以为谁都能抽啊?”长脚非常苦恼地皱起眉头,他终于知道,我们之所以抽打长脚的###,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长脚的裆部。我们不是疯子,只是比较爱他而已。

    元小伟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电工班发现新人类。不久,车间里的阿姨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阴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跟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

    有关元小伟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当时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一种格物的心情,格到活人身上,纯属幼稚。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

    我们发现胡得力从来不去澡堂洗澡。工厂里,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工人餐,但澡堂没法分,干部群众都是四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就去澡堂泡着。工人可以吃得差一点,但绝不可能接受干部洗过的洗澡水。由于我们是和干部一起洗澡的,见识过很多科长科员的裸体,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中,唯独胡得力,从没有出现在澡堂。

    假如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有很多种,胡得力不爱洗澡,胡得力家里是开澡堂的,胡得力有裸体恐惧症,胡得力喜欢去桑拿房找个小姐给他洗。这都有可能。但我们当时武断地认为,胡得力的情况和元小伟正好相反,他太小,见不得人。后来我和小李去换灯泡,说起这个事,我站在梯子上,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胡得力,没###。

    小李大惊失色,说:“小路,你找死啊。”

    我说:“怕个鸟啊,你也来写。”

    他说:“我不写,小噘嘴会骂我的。”他那时候也和我一样,不再喊她杜洁的名字,冠之以绰号。

    我说:“你怎么跟长脚一样胆小啊?”

    小李说:“我不是胆小嘛,但是会被送去上三班的嘛。”

    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

    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

上一页 《少年巴比伦》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