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去吧，SWEET HEARTS！
糖精厂的一年之中，数冬天最惨。这里的树木平时都是病怏怏的，到了冬天则迫不及待地枯死，好像是受不了这个地方，情愿自杀。这季节跑到厂里一看，草木凋敝，万马齐喑，地上的泥土都是五颜六色的，有的还结着一层盐霜。窨井里的废水冒着白色的蒸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火山喷发的前兆。这季节最惨的就是上三班的工人，其中尤以糖精车间为甚。甲醛车间尚且有一个密封操作室，电子程控，还有摄像机监控反应釜内部运转。糖精车间却是又破又烂，完全靠人工操作，如果想监控，只能把脑袋伸进反应釜的洞口里去看。我每天都要伸进去看几次，起初觉得很梦幻，如临岩浆，近似一部科幻电影，但看多了就觉得恐怖，而且那洞口太小，经常把我的下巴卡住，伸都伸不出来。糖精车间的休息室，只有很小的一间，工人可以在里面吃吃瓜子聊聊天，但不能抽烟，因为会炸。冬天的时候，一根蒸汽管通过休息室，里面很暖和，但不能总是躲在休息室里吧？如果跑到车间里，那地方冷得像冰窖，穿两件棉袄都顶不住。
糖精车间很大，从原料倒进去搅拌，直到白色的糖精流出来，需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分为好几步，由各个班组把守。工段长是这里的工头，芝麻绿豆的小官，但不能得罪，否则能把你整得生不如死。
我去糖精车间上班之前，长脚和小李请我吃饭。长脚哭了，说：“小路，都怪我不好。”我喝着白酒，说：“关你鸟事啊？”长脚说：“我去考夜大，你也跟着去考夜大，然后你就被送去上三班了。”我说：“你神经病，我去上三班是因为我调戏化验室小姑娘，而且被厂长抓到了。这跟你没关系。”长脚还是不能释然，只管哭。后来我们被他哭烦了，小李说：“反正明年还有一大批人要去糖精车间。”我说：“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们。”长脚睁大眼睛说：“我不去！我情愿辞职也不去！”
我举杯说：“为了我即将成为一个甜人而干杯。”他们两个都举不起杯子，我就独自把酒喝了下去。后来我们都喝醉了，怎么回家都忘了。
冬天的时候，我去糖精车间报到，穿着那身不蓝不绿的工作服。之前我做电工，总是穿着枪驳领西装去车间里干活，后来去造糖精，造糖精是不能穿西装的，只能又把工作服穿上身。我跑到车间里，车间管理员说我被安排在前道工序。我不知道什么叫前道工序，管理员说：“前道就是最初的原料投放，后道工序就是出成品了。”我问她：“前道好还是后道好？”她很智慧地告诉我：“前道很累很脏，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甜人。后道比较轻松，但你会浑身发甜。你喜欢哪一种？”我说：“我无所谓。”她摇摇头说：“你要是还没结婚，那还是前道比较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找到女朋友。”
我跑到工段上，有个叫翁大龅牙的工段长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到处都是补丁的牛仔衫，衣服拉链也坏了，就用一根麻绳扎在腰里，这副样子要多惨有多惨。翁大龅牙蹲在一张铁凳子上，也没问我名字，也没带我参观车间，他对我说：“小逼样，去扛二十袋亚钠。”我很讨厌他的腔调，就问他：“什么是亚钠？”他说是亚硝酸钠，还怪我没文化，连亚钠都不知道。我按他说的，跑到行车边上，二十公斤一袋的亚硝酸钠，一次扛两包。翁大龅牙在休息室里看着我，等我扛完了，他说：“拆包，全部倒进锅子里。”我不动声色，拔出电工刀，把蛇皮袋拉了一道口子，将二十包东西悉数倒进去。翁大龅牙说：“过两个钟头来叫我。”
我问他：“现在我该干什么？”
他说：“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我站在那里，环顾糖精车间，黑乎乎的全是些反应釜，还有肠子一样蜿蜒虬结的管道，冷冰冰的阀门和法兰。车间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黑灰，没有蒙灰的地方必定是窗玻璃被砸掉了。我坐在一堆原料袋上，等着那二十包亚钠反应成别的东西。后来翁大龅牙又跑出来，告诉我，必须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检查。我说不要扯淡，这个我见识过，只要把脸凑上去看就可以了，不必把脑袋伸进去。翁大龅牙说：“让你伸进去，你就伸。你有什么废话回去跟你妈说。”
那时候我经常把脑袋伸到反应釜里去，看着那些浆糊状的原料起反应，热气腾腾的，也检查不出个鬼。我知道翁大龅牙存心整我，但不知道是谁指示的。那个洞很小，脑袋伸进伸出很不方便，我就剃了个光头。车间里有个叫四毛的工人，这个人脑子经常犯病，看见我把头伸进去，就会用一根钢管捅我的肛门。我脑袋在反应釜里，毫无反抗之力，等我伸出来之后，他就哈哈大笑地跑掉了。我不能追他，否则就是擅自离岗。后来我抽了个冷子，见到他和翁大龅牙都在休息室里，我跑进去，叉住四毛的脖子，照着他脸上打了三拳，分别打在嘴上、眼上、鼻子上，打得四毛在地上滚。我又用劳动皮鞋在他脑袋上踩了几脚，四毛呜哇乱叫。我打完之后，撸了撸光头，对着翁大龅牙看。他叼着一根牙签，也看着我，不说一句话。
我曾经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没有电工天赋也没有钳工天赋的人，但我知道，造糖精是不需要天赋的。造糖精唯一需要的就是体力和耐性。翁大龅牙先是用二十袋亚钠考验了一下我的体力，然后让四毛来考验我的耐性。我剃了光头打过四毛之后，青碜碜的头皮下爆着一根Y型的血管，脸上却挂着一丝笑，翁大龅牙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的麻烦。
我和翁大龅牙之间的事，都发生在白天。夜班就看不到他了，总算可以清净一点。但我也讨厌夜班，半夜出门，通宵干活，天亮前回家，假如我是个鬼，过的就该是这种日子。
当时和我搭班的工人，是个络腮胡子的秃顶大汉。他是秃顶，我是光头，两个人一起走在工厂里很引人注目。他绰号郭大酒缸，真名我想不起来了。此人常年在口袋里揣一瓶二锅头，常年喝得稀里糊涂出现在车间里，他醒着的时候打人很厉害，喝醉了则相反，随便别人怎么打他都无所谓。他喝醉了就迟到旷工，但绝不早退，一般都是睡醒了才摇摇晃晃下班。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活都得我一个人干。有时候他酒醒了，就很抱歉地对我说：“兄弟，对不住。”然后就把口袋里的酒瓶掏出来，要跟我共享。
很多中班夜班，我都是坐在休息室里，忍受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有一度，我很想打他一顿，给自己消消气，但我从来没打过醉鬼，这不是男人干的事，但要找到他清醒的时候又谈何容易？
有一天半夜，一个女人打电话到休息室，我接的电话。这女人在电话里喊：“郭大酒缸呢？他答应今天跟我去结婚的，怎么没来？”此时郭大酒缸正躺在地上打呼呢，我踢了他一脚，他纹丝不动，我只能对那个踩空了楼梯的新娘说：“他喝醉了，我叫不醒他，有本事你自己来弄醒他吧。”
后来等他醒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说：“该死，把登记结婚的事情忘记了。”然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兄弟，你真够意思。”我的手被他一双糙手捏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反正我从来没把他当兄弟看，我只当他是个会说话的酒缸。
有一天，郭大酒缸很清醒地跑到我眼前说：“小路，我辞职啦。”我说：“你是被开除了吧？”他摇头说：“我真的辞职啦，我发财啦！”我很不解，他就说：“你是我兄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女人买股票发财啦，现在我也发财啦。”那时候我听说很多人买股票发财的，他女人是做服装生意的，手面上有点小钱，买了股票，小钱就会变成大钱。我问他：“发了多少财啊？”郭大酒缸伸出三根手指说：“三百万。”我吓了一跳，三百万！那确实不用再来上班了。后来他拍着我肩膀说：“兄弟，再见，以后混不下去就来找我。”我心想，操，你这个王八蛋也不请我吃顿饭，就这么跑了。
二〇〇四年的时候，我回到戴城去看我妈。半夜里出去办事，回家路上，有个喝醉的人抱着电线杆在吐。那天风很大，我走路的时候有点走神，结果他吐出来的东西飘到了我的裤子上。我大怒，把他揪过来一看，竟然是郭大酒缸。这时有个穿西装裙的姑娘从酒楼里跑出来，连声对我说抱歉，然后扶住郭大酒缸，喊他：“郭总！郭总！”郭大酒缸醉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问那姑娘：“什么郭总啊？开什么公司的啊？”姑娘说：“房产公司。”我说：“我操，发大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二奶？”姑娘红着脸说：“我是助理。”
我看她挺漂亮的，而且会害羞，就笑着说：“这个鸟人以前我认识，天天喝醉，现在还喝二锅头？”姑娘说：“喝的是茅台，今天陪投资商的人吃饭，郭总很少喝醉的。真是抱歉啊，既然是老熟人，那您留张名片吧，我转交给他。”我说：“不用啦。”我把郭大酒缸扶正，端起他的脸，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说：“不错啊，西装是阿玛尼的，领带是什么牌子的？”姑娘说：“不知道。”我想了想，本来应该抽他两个大嘴巴，以示留念，但我一时找不到当年在糖精车间打人的心情，我拍了拍他的脸，就当自己抽了他的嘴巴吧。打人和做爱一样，十年前欠下的债，十年之后必然是一笔勾销，否则就是强奸犯，就是流氓土匪。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倒三班。深夜的工厂是另一个模样，走在厂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一些暗淡的灯光照射着路面，远处的贮槽影影绰绰。被灯光照射的蒸汽，在一片迷离中升起并且消散。机器的持续轰鸣和远处马达的声音，构造出工厂夜晚独有的寂静。假如我忘记自己是个造糖精的，而是一个摄影师，一个导演，一个画家，这种景色其实也是很迷人的。
夜班总是半夜九点骑着自行车出门，十点不到，我就进车间，把衣服换了，然后去交接班。我上夜班从来不迟到，因为必须交接班，假如我不去上班，别人就不能下班，这是工厂的规定。郭大酒缸是根本指望不上了。在我前面的那个班组是两个女工，让女工深夜回家是件极其缺德的事，会遇到强奸犯。我再坏也不能做强奸犯的同谋。
夜班很轻松，只要完成三批产量就能下班。我是前道工序，不用等别人，倒是别人经常催我干得快一点。那时候也有偷工减料的，明明应该搅拌两个小时的，就缩短个二十分钟，反正最后也查不出来，生产出次品也不会扣工人奖金，最多车间主任被撤掉。夜班没人管，只要不在车间里抽烟，抽烟会把大家都炸上天，对谁都没好处。
凡在工作间隙，我们就找地方睡觉。本来可以睡到休息室的，但那里太窄，男男女女都挤在一起睡觉，很不成体统，况且还有一个郭大酒缸在那里散发着恶臭。只要不是很冷的冬天，我们就会找一个角落眯一会儿，或者是在贮槽后面，或者是在配电箱旁边，总之是一些黑暗而干燥的地方，又能睡觉，又不会被值班干部抓到。
夜班时候，厂里会配备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在办公大楼里。每到凌晨一点，干部就拎着个手电筒出来查岗，查到有人睡觉，就扣其一个月的奖金。有些干部很懒，或者跟工人交情不错，也可能就不出来查岗，有些比较麻烦的干部，比如胡得力和倒B，就需要大家打起精神来对付。那时候上夜班，第一件事就是到门房去问一声，今天哪个干部值班，门房的老头一报名字，我们就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觉了。
厂干部抓工人睡觉犹如一场游戏，具体来说，干部通常是零点时候走出办公大楼，最先去的地方肯定是配电站，配电站的值班师傅接受检查完毕，就会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化肥车间，然后他们自己就躺下来睡觉。化肥车间的师傅接到电话，就毕恭毕敬地等待检查，完毕之后，就打一个电话通知后面的甲醛车间，然后他们自己也睡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像烽火台一样的警报系统，干部走到哪个位置，工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办法在工人和干部之间也形成了默契，假如遇到胡得力和倒B这种人，事情就非常麻烦，他们不惜绕路，先去检查甲醛车间，然后去糖精车间，然后再一个回马枪杀返甲醛车间，搞得鬼神莫测，工人非常头疼。每逢胡得力和倒B值班，车间里就得加派一个放哨的，通常是学徒工放哨，如果没有学徒就派实习大学生放哨，如果都没有，就只能抓阄。放哨的人站在车间门口，一见到人影，就会喊口令：晚饭吃什么！如果说：“吃海鲜的。”那就是自己车间的人，如果没说海鲜，哨兵就撒腿狂奔，一路奔，一路用棍子敲打管道，这个声音沿着管道传到车间的四面八方，睡觉的人就从各个角落里像僵尸一样站了起来，非常恐怖。即便如此，像胡得力和倒B这样的混蛋，仍然防不胜防，他们有时候会从货梯那里上来，抄我们的后路。这是不要命的做法，因为货梯很滑，没有扶手，很容易掉下去摔死。
被干部抓到睡觉，工人就会狡辩。睡觉有很多种姿势，到底哪种是睡觉，很值得辩一辩。我也是到了车间里才了解这门学问的，如果有研究睡觉的学者，我可以透露给你们，这门学问相当深奥。具体来说，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如果干部喊一声你就醒了，那不算睡觉，只算养神，如果干部喊了两声以上你还没醒，那就是睡觉。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如果流下了哈喇子，那就是睡觉。躺在地上的人，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一律都算睡觉，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在发羊癫风。至于站着睡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睡着，那都不算睡觉，因为你实在太牛了，能站着睡，超越了人类的本能，你是一匹马。
在糖精车间所有的工人中，只有郭大酒缸敢于明目张胆地睡觉，连胡得力都拿他没办法。郭大酒缸睡下去了就不会醒，一百个干部喊他都没有用。等他醒了，不但忘记自己被干部抓到，而且忘记了自己曾经喝醉过。发奖金的时候他倒是很清醒，要是少了一毛钱就会去砸车间主任办公室。
九四年我曾经被倒B抓到过一次，凌晨四点，连哨兵都睡着了，倒B从货梯那里蹑手蹑脚走上来。这纯属变态，这个时间我们都把产量完成了，机器也都关了，打个盹是天经地义。倒B之所以赢得倒B的绰号，就是这个原因，他老犯贱。他进了车间以后，在几个角落里分别找到了睡觉的工人，他都没叫醒他们，后来他在配电箱边上看到了我。我坐在地上，抱着双膝，脑袋深埋在胸口。本来，这个睡姿是不足以让倒B把我认出来的，但谁让我剃了个光头呢！倒B喜出望外，往我身上连踢了几脚，嘴里还喊：“路小路，抓住你睡觉了！”我诈尸一样跳起来，附近睡觉的工人也醒了，纷纷从地上站起来。倒B单指着我一个人，说：“跟我走，去办公室写检查！”
我迷迷糊糊跟着倒B往外走，走出车间脑子才转过弯来，妈的，原来我落在了倒B手里，而且他就乐意抓我。照厂里的规矩，抓住一次睡觉，就要扣当月奖金，半年奖和年终奖也要受影响。我有点心疼，走在路上很想找根铁管把倒B的脑袋敲开，我要是把他敲成一个失忆症就好了，但是，我下手没轻没重，万一打成植物人那就惨了，我得养他一辈子，还有他老婆孩子。砸人是很不好的，或许我应该把自己砸昏过去才对。
到了办公室，倒B非常开心，完全不知道刚才的一瞬间他将可能变成植物人。倒B说：“可算亲手抓到你了。”
我说：“我被抓到过很多次了，迟到早退，调戏小姑娘。”
倒B说：“可我没亲手抓到过你，你是以身试法，我是以身执法。今天我心情非常好。”
我说：“你这个王八蛋从钳工班的时候就想抓我，抓了快两年了，你还好意思说。”
倒B说：“你那时候还敢对我抡锉刀！”
我说：“王八蛋，还去劳资科告状，说我要用锉刀砍你，哈哈！”
我左一个王八蛋右一个王八蛋，倒B一点都不介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对我说：“把你的检查写在上面，然后写上你自己的名字，不然扣你奖金没证据。”
我说：“这还要什么证据？我人都在这里了。”
倒B说：“白纸黑字才是证据。”
我听了这话，就拿过笔来，慢慢地写我的检查。我先是嫌圆珠笔不出水，又把稿纸写破了，还有很多字不知道怎么写，这么磨蹭着，一份检查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倒B要尿尿，跑到厕所里去了。这下正中下怀，我跳到门背后，倒B的外套就挂在那里，我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块的钞票，还有一把毛票，全都塞进了自己裤兜里。我迅速写完检查，签上名字，等他回来就把那张纸递给了他，然后我就走了。我心想，倒B先生，你慢慢地去找证据吧。
有关我九四年的私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述：性生活非常紧张，处于大涝之后的大旱。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如果还是个处男大概会好过一点，可惜时间不能倒退，即使倒退，我仍然不是会个处男。倒三班使我的性欲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但我毕竟不是太监，适应这种节奏之后，加上春天适时地来临，我又成了一个性苦闷，只是苦闷的内容不一样，过去是想象，现在是回忆。
那年我二十一岁了，照正常的标准，我可以找女朋友，但还不能及时地与之发生性关系，只能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谈谈理想。这一点很让我悲痛，曾经大涝难为水，有几个亲戚想给我介绍女朋友，都被我回绝了。我可没心思再陪姑娘逛马路，我逛够了。我妈很着急，问我，是不是倒三班很累，连女朋友都谈不动了。我说不累，但我又要上三班又要读夜大，时间不够敷配的。我妈就很感动，认为我开始懂得珍惜时间了，她对我的支持就是给我洗内裤，洗到特别脏的，也不说我下流，因为这是不谈女朋友的代价。
九四年春天，我在厂里上三班，晚饭和夜宵都是在食堂里吃一碗面，并不是我爱吃面，而是那米饭没法吃，全是白天的剩饭，又硬又冷，吃下去胃痉挛。其实那面也很差，都是食堂里用轧面机轧出来的，粗的地方像筷子，细的地方像钓鱼线，咬在嘴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它毕竟是热的，而且还带点汤水。
有一天傍晚，我去食堂里吃面，周围稀稀拉拉有几个上中班的工人。我把搪瓷盆子扔进窗口，又扔进去几张塑料饭票，过了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出来了。我坐在那里稀里哗啦吃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汤水之中还有一块排骨。我觉得很纳闷，对着排骨看了半天，然后就把它吃了下去。第二天傍晚，照样如此，一碗面之下藏着一块排骨，我没再犹豫，干净利索地干掉了它。到了第三天，我吃完了排骨，刚想拎着盆子走人，秦阿姨出现在我的面前。
秦阿姨说：“路小路，排骨好吃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完蛋了，秦阿姨不知道给我物色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秦阿姨说：“那个下面的小姑娘，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得下面的，也不认得上面的。秦阿姨说：“不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条的小姑娘。”我继续摇头，下面条的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们那操蛋的面条，到死也不会忘记。
秦阿姨说：“就是那个胖胖的短头发的，脸上有点雀斑的，她叫蒯丽。”我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好像是有一个姑娘站在炉子旁边下面条，全身都被热气包围着。我不可能看到她的雀斑。秦阿姨说：“就是她！人家小姑娘对你很好啊，免费给你吃排骨。”我说：“噢，排骨就是她放的啊，我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呢。”秦阿姨说：“你不要装傻充愣的，告诉你，蒯丽是我们食堂的一枝花，她看中了你。你呢？就是一个造糖精的……”我说：“对啊，我一个造糖精的，她为什么要看中我？”
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胚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
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〇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
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当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
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籍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唯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
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渥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
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
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我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O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
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
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她们放进了抽屉里。
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
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
有关这张名单，后来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
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
那天我也凑在那里看，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我早已经中了咒语。我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
我有点发懵，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
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调了一批基层干部到车间里去，就是做榜样的。”
小噘嘴一脸泪痕，说：“胡说！就是厂长家的亲戚要到劳资科来，所以把我调出去了！”
小李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呀。”
既然是厂长要她下车间，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能劝她，想开点吧，我也一样上三班，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小噘嘴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有点生气，她接着说：“我以前在劳资科得罪了那么多工人，我还不被他们整死？”我心想，你总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长脚说：“那就辞职吧，要是调我去上三班，我就辞职。”小噘嘴又是一串眼泪夺眶而出，说：“你起码还会修管子，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小李说，小噘嘴学的是企业管理，而且是中专文凭，这种学历和专业在工厂里其实就是个屁，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如果去外资企业，那地方连大学生都在车间里做流水线，还不如我们厂呢。
那天我和小李出去尿尿，我们两个站在墙根，他对我说：“小噘嘴要是嫁一个科长，就不会被送到车间里去了。”我说：“你这是废话，人生没有假设。”他说：“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那时候我想，我也经常会做些白日梦，比如我假设自己是亡命之徒，假设自己有了钱，假设白蓝没有离开我，假设我和小堇谈恋爱。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想，可以去为之快乐或痛苦。但我不会去假设自己不上三班，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人类，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如果有个女科长可以让我娶回家，然后我就可以调回去上白班，###，我情愿一辈子造糖精。人可以没追求，但不能因此等而下之，去追些狗屎回来供着。这就是我的底限，我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
小噘嘴到糖精车间，做的是车间管理员，其实就是抄抄表，接接电话，很清闲。唯一辛苦的就是要倒三班，但她不用造糖精。车间楼下有一间脏了吧唧的调度室，专供管理员办公，里面的办公桌都是黑乎乎的，要是伸舌头去舔一下，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带着点甜味。小噘嘴很快也变成了一个甜人，我叫她SWEETHEART，她听了就笑。小噘嘴那时候像是变了个人，再也没有劳资科时候的装模作样了，看见我就喊我“路师傅”，搞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小李分手，嫁个科长什么的。小噘嘴说，哈，嫁个市长得了，我把厂长调来造糖精。我很喜欢她讲话的这种口气，让我想起从前有个厂医也是这样。
小噘嘴忽然就变成一个剽悍的姑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还以为她会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挂着一串眼泪呢。后来我知道，有些人受了刺激之后，脑垂体分泌异常激素，性格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小噘嘴自己倒不在乎这种变化，她骑着自行车进生产区，车速飞快，两鬓的短发像松针一样支楞着。生产区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她不管，有时看见我在路上走，她还冲我喊：“路师傅，我捎你一段！”我就跳到书包架上，她骑了一会儿就说：“你太沉了，你来踩踏脚，我扶龙头。”我们两个就像马戏团一样，骑着车子一直进车间。这事情被小李知道了，还挺吃醋，问我说：“她到底是谁的女朋友？”我对小李说：“你的还是你的。她不但捎过我，还捎过长脚，不信你去问！”小李说：“算了算了，管不了她。”
小噘嘴不但骑车在生产区招摇，还偷偷地学开叉车，叉车师傅看见她都竖大拇指。她没有叉车驾驶证，这也是违章，但生产区没有人管这些，干部都在很远的大楼里呢。自从她学会了这个，我也手痒，跳到叉车上开了小半圈，把一棵小树给撞断了。小噘嘴说：“路师傅，你不行，没这天赋。”我说：“原来你的天赋是做司机，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噘嘴说：“你爱信不信，我五分钟就学会开叉车了。”
有关天赋，我说过，我既不会修水泵也不会爬电线杆，现在又被证明不会开叉车。我只能腆着脸说自己的天赋是写诗，但这种话说给一个叉车女司机听，无异于自取其辱。我对小噘嘴说，你做我的SweetHeart就够了，开什么叉车呀！
那阵子她跟我一个班次，虽不能一起上班，但可以一起下班。起初，中班夜班小李都会来接她。小李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出来，搞得神经衰弱，有一次出去修电路，糊里糊涂摸到了电门上，差点死了。后来小李请我们几个吃饭，对我说：“我老婆劳驾你下班送送，你正好顺路。我给你鞠躬。”我说没问题，我把你老婆当自己老婆护着，说完这话，被他们三个没头没脸地打。
那阵子我们厂附近出了个变态，此人骑一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专门跟踪下中班的女工。女工都是小轮子的自行车，跑不过他，他也不干坏事，你骑得快他也骑得快，你累了他也放慢速度，始终跟在女工身后一米处。最可怕的是，他干这个事的时候，一不说话二不调笑，非常之严肃。这就不是流氓，而是变态，女工都吓得要死。小噘嘴虽然剽悍，对变态还是有点忌惮的，我上班都会先去她家楼下，接她一起到厂里上班，下班更是把她护送到楼下。这么干久了我怀疑自己会喜欢上她，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没说。
小噘嘴没遇到那个变态，但是另一个变态却出现在她身边，糖精车间的翁大龅牙看上了她。翁大龅牙是个鳏夫，谁也搞不清他老婆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被他弄死的，有人说是受不了他弄，所以自杀了。总之，这些谣言都暗示着他是个变态。翁大龅牙上白班，白班人多，不太好下手，他就主动地免费加班，中班时候趁着办公室没有人，就往小噘嘴那里一钻，蹲在她面前，叼着一根牙签，对着她诡笑。小噘嘴很讨厌他，借故跑到车间里，往我身边一站。翁大龅牙跟在她后面一起过来，小噘嘴一指他，对我说：“他欺负我。”这时我就抄起一根撬棒，抡圆了砸在反应釜上，敲出一连串的火星。火星和烟头一样，都会炸，翁大龅牙也不敢过来，用手指指我，走了。后面工人就问：“路小路，你是她什么人啊？给她出头？”我还在犹豫，小噘嘴挎着我的胳膊，大声宣布：“他是我男朋友！”我不防她这么奔放，只能硬着头皮喊道：“翁大龅牙，你要是再欺负我马子，我找十个人把你门牙都掰下来！”
事后我对小噘嘴说，这样很不好，一则是小李会误会，以为我真要抢他女朋友，二则是我名声太臭，厂里知道我和你谈恋爱，一定会让你跟着我一起造糖精的。小噘嘴说：“你还当真了。实话说吧，我下个月就要调走了。”我愣了片刻，问她：“调去哪里？”小噘嘴说：“去水务局。”我说：“那就好。”
小噘嘴说：“小路，你挺好的。谢谢你这么多天一直接送我。”我说：“我这叫有情有义，不能对不起哥们。”小噘嘴说：“你不能光把小李和长脚当哥们，你也得把我当哥们。”我说：“我一辈子把你当哥们。”
那时候我就觉得，小噘嘴特别可爱。人的可爱是一时的，不可能一辈子都可爱，我能在她最可爱的时候做她的哥们，是很幸福的。我很想看到她和小李结婚，我是伴郎，长脚可以做伴娘，这样的场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如果永远都能如此，那我们就会永远可爱下去，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
九四年夏天，小噘嘴快要调走的一个夜晚，我在澡堂洗澡，洗得浑身发红。洗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拎着毛巾肥皂往车棚方向走，忽然看见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厂门。这是下中班的时候，都在交接班，这个时候出工伤事故是很少见的。后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对我喊：“路小路，你还不过去看看，你女朋友出事了！”我先是没反应过来，随后想起她指的是小噘嘴。我扔下毛巾，顺着她指的方向狂奔过去。救护车先于我到达了出事地点，我跑到那里的时候，只见一群人七手八脚把一个人抬上了车子，车门砰地关上，随即呼啸而去。
我整个人像冰棍一样立在那里，边上的工人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杜洁结束了。”所谓的“结束”，是我们那边的切口，就是完蛋的意思。我问他们：“死了？”他们说：“倒也死不了，除非她自杀。”
那天小噘嘴是下中班，她骑着自行车往澡堂方向去，路上有一个窨井没上盖。那个窨井平时都有盖的，正好白天有个农民工疏通了一下，他就忘记盖上了。窨井很浅，口也很小，像我这么一条大汉就是想钻都钻不进去。半夜里，小噘嘴骑着自行车经过，前轮正磕在窨井上，她翻落在地，然后就掉了进去。她太娇小，那个窨井的直径仿佛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那么小的姑娘掉到了窨井里，下面流的都是从车间里排放出来的摄氏80度以上的沸水。小嚼嘴就这么掉进了沸水里。
所有人都说，小噘嘴太倒霉了，假如她没骑自行车，假如民工把盖子盖上，假如她不是那么娇小，假如这是冬天（冬天沸水会冒出热气）。假如假如，人生没有假如。
她掉进去以后，大声惨叫，有几个过路的师傅把她从水里捞了上来。上来之后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有人告诉我：“脸上没事，但胸口以下全完了。”我看着那个黑沉沉的井口，假如它是一根烟囱，我会用锤子砸了它，但它是个窨井，它深陷于地表，我除了拿一堆土去填平它，别无办法。我无法发泄我的仇恨。后来我用脚把窨井盖子踢到它本该在的位置上，我骑上自行车去小李家报信。
有关小噘嘴的事情，厂里最终是这么判定的：她在生产区骑自行车，所以这起工伤的责任由她自己承担。厂里没有赔一毛钱。那次小噘嘴的妈妈哭到厂里来，说好歹求厂里给她买一台空调吧。她浑身烫伤，为了治病，七月天穿着一件橡皮衣服，把身上都绑了起来，那种滋味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得出来的，她又疼又热又痒，天天哭着说不想活了。厂里说，那就照顾你一次，把劳资科的那台旧空调拆回去吧。
她妈妈就哭着走了。
假如让我回忆我的一九九四年，我会说，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结了很多私仇，冤有头债有主，这些私仇都可以用砖头木棍去解决，不管是我解决别人还是别人解决我。可是到了白蓝和小噘嘴这里，你就算送我一挺机关枪，我都不知道该去射谁。那时候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找不到所爱的人，尚且能爱爱这个世界，可是找不到所恨的人，要去空泛地恨这个世界，这件事太荒谬。
二〇〇四年，我去戴城的一家网吧，进门之后我就看见一个电线杆子戳在座位上，玩的是CS。此人用一把AK47，枪法极烂，但他就是不死，闪转腾挪，东躲西藏，三个人围捕他都没用。我看得好笑，从前他在厂里被师傅们围捕，这手功夫在十年之后居然还没忘。后来他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想回头也来不及了，被人用机关枪打成了筛子。我又想起他从前的样子，被逮住以后，一脸愁容好像堂吉诃德，管工班的师傅们看见这种表情，淫心大发，十几个巴掌在他头上乱拍。跟他玩CS，我也会有一种把他打成筛子的冲动。
后来他扭头看我，第一眼没把我认出来，我想这会儿手头上要有块毛巾就好了，照着他的###抽去，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再后来，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要和我拥抱。我说：“长脚，他妈的，你不要在我身上摸来摸去。”长脚说：“你不要叫我长脚，好多年都没人这么叫我了。”
长脚把我拖到账台前面，我把账台拍得山响，女掌柜从后面探出头来，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小小的脸蛋，细细的眼眉，但嘴巴却不噘了。她一看见我就发出一声尖叫，跑出账台挎着我的胳膊。她戴着一副黑手套，我注意到了。她说：“SWEETHEART！喝酒去！”
那天在饭馆里喝酒，他们说我来得不巧，小李带着儿子去南京了。我问小噘嘴：“你怎么嘴巴不噘了？整容了？”说完“整容”我就想抽自己嘴巴，她却不生气，说：“都三十岁了，还噘着嘴，成尖嘴婆了。”
我说：“这下麻烦了，我喊你‘小噘嘴’都喊习惯了，你现在既不小也不噘嘴。”她说：“你叫我SWEETHEART啊，你在现在天天嘴里夹着英语说话吧？”我说：“别取笑我了，我现在天天夹着操他妈说话。”
我故意问长脚：“长脚，你现在还在修管子？”长脚说：“去你的，我现在是网吧的投资人，电脑公司的老板。”我说：“还是修管子好，外国叫水喉工，到人家家里去修水管，经常能有艳遇。”长脚说：“我不要艳遇，有了艳遇就拿不到工钱了。”我说：“你可以跟她们在家里捉迷藏，肯定逮不住你。”
小噘嘴说：“你不要欺负长脚了，他刚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失恋。”我说：“三十岁的人才第一次失恋？”长脚说：“操，讨厌！”小噘嘴说：“长脚爱上了隔壁服装店的女老板，正使劲追呢，人家忽然拎了个小孩在他面前，说是自己的儿子，长脚要娶她还得搭上做小孩的爸爸。”我说：“这不挺好吗？”长脚说：“你看我像是做爸爸的人吗？我得衡量衡量，我没有失恋！”
当时我说，长脚，你就去做这个小孩的爸爸嘛，这件事情很伟大，值得你去做一做，再说你当年被我们抽###，很可能抽出不孕症呢。长脚就扑过来掐我脖子，三十多岁的男人了，那双手冰凉而细长，搞得我直起鸡皮疙瘩。
后来我们都喝醉了，长脚率先溜到桌子底下。我和小噘嘴呆头呆脑的看着对方，小噘嘴忽然说：“你太不够哥们了，我出了事以后，你都没来看过我。”
我说：“我那时候心肠软，见不得你的样子。你们结婚都没请我嘛。”
“压根就没办喜事，他爹妈不同意。”小噘嘴说，“后来我们去上海治病，再回到厂里一看，你已经跑了。”
“你得原谅我。我呆不下去了。”
“我呀，我知道你那时候喜欢的是白蓝，我还以为你去找她了。”
“我去了。她走了。”
“她去哪里了？”
“外国。”我说。我不想再谈白蓝，我对小噘嘴说：“我那时侯想，要是李光南不肯娶你，我就娶你算了。可惜这混蛋不松口。”
小噘嘴说：“我才不要嫁给你！”说完，她也溜到了桌子底下。
九四年秋天，我收到白蓝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非常简短，好像是电报一样。她说她有一个机会去国外，所以不读研究生了，并声称与我再见。照她以前的脾气，再见之前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那次却没有，大概她也觉得这个做法很多余吧。
我想去上海找她，但没抽出时间，那阵子厂里在赶产量，据说是跟外国人签了合同，要是生产不出糖精，就得把我们全都卖到马来西亚去做猪仔。这当然是工人们胡说八道。那年秋天，新车间造好了，环境不错，有程控操作室，有空调和暖气，楼上楼下都有厕所。可是我还得在老车间干活，老车间又脏又破，是给犯了事的工人继续改造的。我早就猜到是这种结果，估计我得改造一辈子了。两个车间一起开足马力，产量指标压得我喘不过气，车间里派了督战队下来，一个干部看守一个工段，我去小便都要打报告。干部还提醒我，少喝点水，争取早日完成产量，为国家创汇。我说：“妈的，你干脆让老子直接尿在反应釜里吧，反正也尝不出有尿。”干部说：“你当你是在演《红高粱》啊？”
上述的干部，一定是男的。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干部，四十多岁，长得非常严厉，但其实很怕我们这伙大老粗。我们在干活，她也不能做闲事，只能在车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我举手要求上厕所，她就很细心地问我：“大解还是小解？”我说：“我要小便！”女干部就对我说：“那你快点回来。”这种话惹得周围的工人哈哈大笑，好像我跟她睡在一起的样子。
我在糖精车间还遇到了魏懿歆，他仍然是个结巴，我还以为他升上去做干部了，结果他告诉我，他也被调过来造糖精了。那个什么机电一体化的大专彻底白读，从此沦为三班工人。我还问他：“你不是会修水泵吗？你怎么也来造糖精了？”魏懿歆说，别别别提了。他结结巴巴说了一串，我才搞明白，原来厂里从各个班组抽调人手，钳工班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从生产技术上说，该班组最烂的是歪卵师傅，应该他来上三班，结果糖精车间的干部一听是歪卵，连连摇头，不敢要他。那阵子魏懿歆恰好找了个女朋友，是糖精车间的管理员，于是就把魏懿歆送来造糖精了，和他女朋友一个班次。领导还说，这是照顾他们，让他们二十四小时在一起，要是把他们分在不同的班次上，那就恰好相反，两个人几乎见不到面，相遇在一起的时间得用函数才算得清。
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比你还倒霉。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你你你干了那么多坏事，最后是上三班，我我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最后也是上三班。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后来我想起我妈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一群刑事犯关在牢里，看见了政治犯被抓了进来，就很高兴。当时我就像个刑事犯，看见魏懿歆这个政治犯，我确实应该高兴才对。
后来魏懿歆和我几乎大祸临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夜班，我连续两个白天睡不着，到了第三天夜班时，我实在顶不住了，把当天产量完成以后，我就想找个地方去睡觉。因为有干部在，我不能去休息室里睡，也不能在车间里睡，就借小便之名跑到货梯下面的原料堆里，那里堆着如山一样的原料包，黑漆漆的，人缩在后面打瞌睡，别人根本找不到。我屁股一着地，眼皮也跟着合上了，完全不顾那地方气味难闻。我本想打个瞌睡就醒过来的，谁知一路做梦，睡得死死的。后来我觉得有人在我身上浇水，顺着脖子流了下去，我就算是个猪，这时候也醒过来了，睁眼一看，有条黑影站在原料包上，正对着我尿尿呢。我大喊一声：“操你妈！”那人吓得半死，怪叫一声，端着###就跑。我岂能让他跑掉，猛蹿起来，跃过那堆原料包，一把揪住他后颈。这个人就是魏懿歆。
当天魏懿歆还在后道工序出成品，尿急了，就跑出来方便。为了赶产量，他来不及去厕所，就近跑到原料包这里，也是半夜里迷迷糊糊，根本没发现后面还躺着个路小路。这件事本来是值得原谅的，但我当时不这么想，都被人尿在头上了，以后传出去就别混了，人人都可以在我头上尿尿。我大喝一声：“不许走！”顺手揪住魏懿歆的皮带，不让他把###放回去。当时我并不想打他，我只是要保护现场，他那个暴露在外的###就是证据。
魏懿歆非常害怕，以为我要行凶，把他阉了。他猛烈地挣扎，并且对着车间大喊救命，里面的人一哄而出，看到这个情景，笑得前仰后合，都快昏过去了。后来，魏懿歆的女朋友扑了过来，为了保护他，她也揪住了皮带，并且用力往后拉。我更不肯松手了，这婆娘很不善，被她拉回去了，一定抵赖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情景是：我拉住魏懿歆的皮带，而魏懿歆和他女朋友也拉着皮带，好像拔河一样。在六只手中间，魏懿歆的###可怜巴巴地垂在那里，三个人似乎都觉得，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去碰它，很不礼貌，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去触动它。周围的工人都笑翻了，活色生香的场面啊，还有人喊加油。
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我松手时。我松手是因为觉得很好笑，我跟他们两个厮打在一起，搞得像是要抢###，这也太不堪了，我应该让魏懿歆把###放回去，然后到厂外面去单挑。我松手之前没跟他们打招呼，根据牛顿第一定律，魏懿歆和他女朋友的手产生了猛烈的惯性。一声惨叫之后，魏懿歆捂着下体痛苦地躺在他女朋友的怀里。这件事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不管你是爱一个人还是恨一个人，都要记得牛顿第一定律，那些突然撒手的家伙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甚至比打一拳更严重。那年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叫“睾丸挫伤”，假如不是魏懿歆做标本，我简直会以为是“搞完磋商”。
第二天我去保卫科交待问题，我还坚持说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是魏懿歆的女朋友，我亲眼看见那娘们的手砸在魏懿歆的下体（我对保卫科的人不用“###”这个词），但大家都在笑，认为我在这种时候还栽赃，脑子不正常。
后来保卫科长找我谈话。这个科长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科长了，原来的科长，据说因为在大会上跟我打架，卖力得过了头，厂长很看不惯他，就把他调走了。新科长对我态度不错，这也是应该的，没有我牺牲自己，哪里会有他的今天？新科长说：“路小路，你在原料堆后面做什么？你的工作不在原料堆后面。”我不防他用推理手法来处理问题，立刻语塞。新科长笑了笑说：“如果把这件事定性为打人事件，那你和魏懿歆都要受处分。你打人，他呢？对着生产原料小便。一个是行凶耍流氓，一个是搞破坏。”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科室里就我跟他两个人。我也听出了他的意思，就说：“科长，你说该怎么处理吧？”
保卫科长说：“算你们上班时间打闹，就什么事都没了。他的医药费得由你出，你被尿在身上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说：“就照你说的办吧。”
保卫科长拍拍我肩膀说：“回去吧。回家替我问你爸爸好，路大全的儿子嘛。”
我听了这话，恍然大悟，只好撸着光头出来了。后来我还提着一篮水果去看魏懿歆，魏懿歆说：“路小路，我我我没出卖你，我没说你你你睡觉。”我当时一阵心酸，想说他够意思，结果他女朋友进来了，二话没说就把我轰了出去。我也没怪她小心眼，要是我的###报废了，我老婆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九四年的时候，由于担心厂里买断工龄，我爸爸早早地退休了，拿五百块钱一个月，每天在麻将桌上度过他的无聊光阴。他很快长出了白头发，陈年的腰伤发作，渐渐变成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人。我没想到他会老得如此迅速，好像一棵秋天的乔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面目。我想我到老了也会如此，或者如白蓝所说，未老先衰，那样就不必忍受突如其来的衰老的煎熬了。我爸爸以前揍过我，后来我跟他对打，再后来我就没有碰过他。我再也不会去揍我的爸爸了。
我爸爸退休之前，托人找到糖精厂的保卫科长，他们是老同事。保卫科长答应把我调到门房里去做厂警，这事情我没同意。我听白蓝说过：“小路，将来你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去做看大门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样你就真的未老先衰了，我会伤心的。”
后来保卫科长说，不做厂警也可以，把路小路借调到联防队去，那儿更清闲。我也没答应，众所周知，在某些年份里，联防队的名声很难听。
那一年，我抽空去上海找白蓝，我手里只有一个地址而已。我坐上火车，沿着沪宁线往东，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我坐上公共汽车，到医学院去找白蓝。宿舍的人告诉我，白蓝上个星期就走了，去哪里不知道。我失去了目标，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只能一个人在医学院里逛。这是真正的大学，不是我读的野鸡大学，也不是戴城那种小家子气的大学。我在里面逛了很久，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我想你是一个多么诗意的人，可惜诗意对人们来说近乎是一种缺陷。我好像已经有几辈子没见到她了。
后来我走进了一条黑暗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两旁放着很多瓶子，瓶子里全是人体器官标本。再往前走，有很多怪胎标本，都是被扭曲得不忍睹目的胎儿。一切都是那么地怪异，好像是有人在召唤我往前走。一直走到一扇门前，门锁着，我通过小窗向里面张望，看见几具尸体摆放在那里，用布盖着，如此安静地，我好像是走到了人世尽头。猛然之间，我毛骨悚然，返身狂奔而去，那寂静之中的笑声告诉我，所谓奇异的旅程在此已经画上句号。
那天晚上我回到火车站，打算回戴城，在北广场上遇到了三个人，发生了一点口角，这三个人不由分说围着我就打。我被他们揪住，无法脱身，当时我听见其中一个人竟然操着戴城口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对打中我的一个槽牙掉在了地上，脸上全是血。后来这三个人扬长而去，我也不敢去追，只能跑进火车站，在厕所里洗了把脸，免得警察把我请进去。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的半边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完全失去了从前的潇洒风采，与我在医学院看到的怪胎相去无几。
那天我上了火车，是站票，火车非常拥挤。我被打得昏头昏脑，实在站不动了，就跑到餐车那里，要了一杯十八块钱的绿茶，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餐车上了。我非常想睡觉，头晕得像在坐旋转木马，但我又不敢睡，怕坐过站。后来，对面有一个女孩问我：“你去哪里？”
我说：“去戴城。”
她说：“你睡一会儿吧，到站我叫你。”
我睁着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肿着），她对我笑笑，这是一个微胖的女孩，眼睛很大。我心想，只要老子不死，我一定找你做我的女朋友。后来我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拍我的肩膀，说：“戴城到了。”我醒来觉得头痛欲裂，站起身打算下车，见她不动弹，我问她：“你不下车？”
她说：“我去南京，我是南京人。”
那天我跌跌撞撞下车，心乱如麻，我想我就这么失去了最爱的人，这个南京的姑娘，我也要记住她一辈子。
很多年以后，我坐在上海的马路牙子上，我对着张小尹讲这些故事。后来她成了我老婆，我讲这些故事时候她很开心，我决定每天给她讲一点，但有关工厂的故事已经被我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一个结尾，即使你有一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那个结尾也有可能很烂，但总比没有结尾好。
我对张小尹说，我确实做过很多坏事，那年我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打，回去就加入了联防队。我真他妈想找一群人来揍揍，甚至是拿电警棍往人身上戳。结果联防队发给我一根手电筒，虽然也是用电的，但效果相差太大。我拎着手电筒在街上晃悠，心里很不爽。那时我妈很担心，让我不要太卖命，真的把命卖掉了就要不回来了。我对我妈说：“怕什么？联防队专门欺负好人的。”
我还记得自己在清晨的街道上巡视，吃早点，跟几个同伴说笑，后来有个买菜阿姨跑过来，对我们说：“那边有人耍流氓！”我们跑过去一看，是一个年轻的民工在人行道上睡觉，他只穿着一条裤衩，由于晨勃，他的器官直剌剌地伸出裤管，指向天空。那根东西又粗又红，亮晶晶的，过路的女人看见了都很不好意思，绕着道走。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买菜阿姨说：“这种乡下人你们联防队管不管？”我们没辙，只好把那个民工踢醒，然后把他当流氓抓进了联防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抓他，我和他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可以去干涉他梦里的性事。这些事情说起来都很王八蛋。
我也记得自己在夜晚的街道上喊：“注意小偷！注意煤气！锁好门窗！“现在都是用电喇叭自动播音，那时候全靠嗓子喊。他们说我拿过卡拉OK二等奖，所以由我来喊是最合适不过。后来我们遇到个偷自行车的小偷，他一见我们就跑，我们五六个人在后面追，我他妈一跤摔在地上，把裤子都摔破了。当然，联防队不是摆炮的，把小偷抓住以后，我们非常高兴，简直像扛着年货回家一样。到了队里，小偷吓哭了，我拿着铜头皮带吓唬他。再后来，我们押着小偷去喊街，他的声音太惨，附近的人都反映说做了恶梦。我也不知道这么干有什么意义，难道用铜头皮带抽打一个小偷就能改变我的人生吗？
张小尹说，这些故事都很好玩啊，联防队的故事。我说没错，我能把它们讲得很好玩，好像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一样，但我偏不。我不觉得这些故事有什么好玩。
张小尹问我：“那么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辞职了呢？”
我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黄昏，化工厂附近来了一条野狗，有户人家的小孩把那只狗叫了过来，它以为有吃的，就凑了过去，结果那小孩用铁签捅进了野狗的肛门。那狗当场就疯了，一口咬过去，从小孩屁股上啃下了一块肉。当时我正在值班，叼着香烟在街上闲晃。小孩的妈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揪了过去。那小孩趴在地上大哭。小孩的妈说：“你是联防队，你去打那条疯狗，疯狗咬人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条狗正冲着我呲牙，非常吓人。小孩的妈对我说：“你到底管不管？你不是联防队吗？”我咬了咬牙，抄起一根枯树枝，那狗非常聪明，返身就逃。小孩的妈说：“追它！追它！”
我沿着河追去，那条狗跑得飞快。我追不上了，它就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我追过去时，它又拔腿逃跑。我追它的时候经过了糖精厂的大门，几个工人正蹲在门口抽烟，大声叫好，“路小路，追狗啊？今天晚上吃狗肉？”我不理他们，闷头追去，跑了半里地，那狗被我逼到了一个小码头上，除非它跳河，否则跑不掉。我冲着它狞笑，想把它赶到河里去，据说疯狗都怕水。那狗朝我看了一眼，其实它不是疯狗，至少在那一刻还不是。但它显然也不想下水，河水太脏，下去会得皮肤病。它嚎叫一声，竟然向我扑来，照着我的小腿就啃。
那天我是心惊胆寒，被疯狗咬伤了，自己也会变成个疯狗。我拔腿就跑，那条狗在我身后狂追。这时我们又经过了化工厂的大门，工人们都笑岔了气，对我喊：“路小路，你和它到底谁是联防队啊？”我还是不理他们，继续跑我的。跑到小孩那边，小孩的妈对我说：“你个怂卵，怎么被狗追回来了？”我回头望去，那狗也累了，蹲在远处朝我看呢。
我从附近的修车摊上抄起一根钢管，说：“操他妈，你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那狗真是聪明，见我抄起钢管，返身就跑。这他妈哪里是条疯狗？我扬着钢管，尾随它追去，我们再次经过糖精厂的大门，这时候已经围了四五十个人在看我追狗。这回它不往码头上跑了，而是沿着街道小跑，还回过头来看我。那一瞬间，我与这条野狗心意相通，它在问我：“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我对它说，老子就是要打死你。后来我觉得，它问了我一个更深奥的问题：“你他妈到底为什么活着？”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由一条疯狗向我提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得了狂犬病。我扔下钢管，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如此荒谬地，在这个世界上跑过来跑过去。
有关我辞职，其实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跑到劳资科，拍出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我的辞职书。结果他们告诉我，我是合同工，跟厂里签了五年合同，我这不叫“辞职”，而是违约，我必须写一份“违约申请书”，然后由厂里裁度。假如厂里不批准，我也可以不来上班，那就等着被开除。
很遗憾，我在劳资科没遇到胡得力。后来我拎着一把三角刮刀，闯进车棚，找到了胡得力的自行车。我用刮刀在他的自行车轮胎上捅了几个洞，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就把轮胎整个地剥了下来，只剩下两个钢圈。干完这些，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再去劳资科，他们就同意我违约了，而且讲话也很客气。我一直没见到胡得力。
我回家以后，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问我：“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先混着吧。让我歇一阵子。”
我妈叹了口气，我以为她要抱怨，不料她说：“你以后洗澡成问题了。”
我说：“什么？”
我妈说：“你以前天天在厂里洗澡，现在辞职了，只能到澡堂里去洗了。洗一个澡五块钱，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妈说：“你每天洗屁股洗脚吧，跟你上学时候一样。个人卫生最重要，脏了吧唧的，姑娘看不上你的。”
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我研究过一点星相学，我妈是射手座，这就是十足的傻大妞，而且一辈子都很乐观。因为有了她，我看这个世界犹如喜剧。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好运。后来过了些年，我独自去上海谋生，我妈送我到家门口，我还挺伤感的，我妈说：“你不要去占人家小姑娘便宜。”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说：“当然，也不要让人家占你便宜！”她就用这句话把我打发走了。她养儿子如同养狗，就怕我身上长跳蚤，就怕我出去招惹异性。我爱她犹如爱这世上的一切鲜花和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