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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鬼店义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秋天,李长原在武昌做丝绸生意,开一家“泰兴”生丝行。那时洋布已大批涌入中国,加上战争连年,丝绸生意逐年清淡。这天上午是个阴天,刮着西北风,好像要下雨的样子。李长原清淡地坐在店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影一飘。他忽生站了起来。那不是大脸哥么?几个月不见了。他就拉开闸门,走出了柜台,紧撵几步喊道:“大脸哥!”

    那人回过头,一张木锨板子似的大脸。果然是大脸哥!

    大脸叫李长连,都问他喊大连。这是本名。可是连与脸同音,他脸又比一般人大,所以在人们的意思里,大连就是大脸。

    大连站下了,望着长原走过来,说:“长原,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在汉正街么?”

    李长原说:“才搬过来,不到一个月哩。走吧,到我店里坐坐。”

    大脸就跟着李长原回到了店里。李长原店里养了一条黄狗,看见大脸就“呜呜”地叫,并撵着他闻。大脸说:“长原,我害怕你的狗,改天再来吧。我记着你的店了。”结果,屁股没有挨座,就走了。

    黄狗狺狺地望着他的背影咬。

    李长原有些儿怅怅。平日清淡枯坐,挺郁闷的。今天好不容易见着个老家亲人,叙说叙说,却又叫狗咬走了。这黄狗也是的,原来见了大脸哥挺亲昵的,几个月不见,就不认识了么?他就踢了黄狗一脚。

    大脸也是在汉阳做生意,开了个“永寿”药材行。5天后,李长原就过了江,去找大脸,说闲话解闷儿。

    大脸的店里很暗。李长原站在明朗的秋日阳光里往屋里看,只看见一个恍惚的黑影趴在柜台上打算盘。他喊了一声:“大脸哥!”大脸就抬起了头。一看是长原,就欢喜地说:“长原!快进来!”

    长原说:“今儿日头好,咱们出来坐门口说话吧。”

    大脸说:“坐屋里吧,外面太阳毒,我不敢见太阳。”

    两个人就在屋里说闲话。先聊生意。长原诉苦说,今年瞎的很,前天盘盘账,除除房租,上半年赚了一个半钢洋。你这里咋样?李长连说:“我这里还算中。不过也不如去年。”大脸说着长叹一声,“唉!春上来时,我带了10个麝香包子,走到老河口,叫人抢了。要不是,今年就比往年肥了。”

    李长原就安慰他,说:“大脸哥,破财免灾,只要人好,就是福气。”

    李长连就呆愣着眼望着他,望着望着就流下了一串眼泪。

    接着就谈家常。李长原家里无甚牵挂,所以谈家常比较乐观。可是大脸一谈家常,却一声声地哀叹,说:“唉!剩他奶孙俩咋整哩!唉!剩他奶孙俩咋整哩!”

    李长原听了这话仍不在意。因为李长连的老婆过完年病死了,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家中又别无他人,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想来寡奶孤孙,确实艰难,不由人不伤怀。往年出来跑生意,他们都是一起走的,由于家事拖累,大脸哥今年2月才起身。李长原就安慰他说:“大脸哥,别惆怅。你今年才三十几岁,过个一年半载,再续一房,还是好日子。”

    李大连听了,又呆愣愣地望着他,望着望着,就又流下来一串眼泪。

    转眼到了年底。李长原又来到汉阳永寿药材行,约李大连一起回家。李大连一脸抑郁,好半天才长叹一声,说:“长原,我今年不能回了,你一个人回吧。世道不宁,路上一定要小心。我苦挣一年,攥了40块大洋,你捎回去给我妈吧,叫她奶孙俩好生过日子。”

    李长原听了这话,就有些儿奇怪。大脸哥这是什么意思?大年下不回家?噢,是了,莫非大脸哥在这里有了相好?他要在这里过年,在这里安家,以后就抛子别母了?想到这里,他也就不便深问,接过钱,作别。下午即搭船,先走长江,然后入汉水,一路北上,回家了。

    腊月二十三到家。家里已经把年味烹得浓浓的了。老灶爷、老灶奶换上了新衣,身边贴上了新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面前点了香,摆了猪头、灶糖、还有刚炕出来的火烧馍。两只大红蜡烛插在猫尾巴蜡扦里,灯焰子飘飘摆摆的,像两面旗。李长原的父亲正吆喝一家人跪下来给老灶爷磕头,拜灶神。李长原大门一推进来了,家里的年味立刻就圆融了。一家人欢呼一声,有的笑道:齐了齐了!有的叫起来:赶上拜灶爷了,快跪下,快跪下!

    李长原就跪下给灶爷磕头。

    磕了头,李长原说:“爹,我去我大脸哥家看看去。”

    爹说:“唉!去吧。你四娘奶孙俩真是可怜。”

    直到这时,李长原还没听出爹话里的意思。

    他背起褡裢就去了。

    大脸哥家没一点儿过年的意思,连火烧馍也没炕。四娘与孙子偎在被窝里。李长原喊了半天门,四娘才披着棉袄出来开门。

    四娘说:“唉哟,长原哪,你回来了。娃儿,你还知道来看看你四娘。”

    李长原说:“四娘,我给你说一声儿,我大脸哥今年不回来了。他让我把钱捎回来。一共是40块大洋。四娘,你数数。”

    李长原说着,“咣啷”一声把钢洋倒在马杌子上。

    老婆愣愣地站在那里。

    “长原,你……你说,是大连让你捎的?”

    “是啊。”

    “你骗我吧,长原?”

    “我咋能骗你,四娘?”

    老婆的眼泪就落下来了,说:“长原呐,你不知道,你大连哥,春天就死了!”

    “啥?”李长原浑身打了个激灵,“不会吧?在汉口我们见过好几次面的呀?”

    “哪有的事!娃儿,四娘知道你心好,想假借你大连哥的名义接济你四娘。娃儿,四娘领情了。这钱,我留两块,余下你还拿回家吧。”

    李长原扔下钱就跑了。

    回到家,他就臆臆怔怔的。大脸哥已经死了?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他要死了,那在汉口见到的又是谁呢?而且还给他40块钢洋让他给四娘捎回来?

    “长原,见着你四娘了?”爹问他。

    “不可能!不可能!”

    “长原,你眯瞪啥?见着你四娘没有?”

    李长原这才臆怔过来了,说:“见着了。”

    “你四娘炕火烧没有?”

    “没有。爹,我四娘说我大脸哥死了?”

    爹叹口气,吐口旱烟说:“死十来个月了,你不知道?春上埋了他媳妇,起身往汉口去,走到老河口,夜里住店时,叫人杀了。身上带的10个麝香包子叫劫走了。”

    李长原说:“爹,是不是你们认错人了?”

    爹说:“咋认得错?你大脸哥那张脸,闭着眼摸摸,也能摸出来呀。还是我领着人去老河口把他抬回来的哩。”

    李长原仍然不信,说:“爹,我在汉口见我大脸哥几次哩!”

    “什么时候?”

    “夏天,秋天,冬天。这次回来时,他还让我给我四娘捎回来40块钢洋哩。”

    他爹就惊得目瞪口呆,哈拉子从嘴角里“吐噜”流了出来。他伸出手,抓住儿子的胳膊,呼唤着:“娃儿!娃儿!娃儿!”

    这老头认定儿子活见鬼了,活见鬼的人是必死无疑的。

    “咋啦,爹?”

    “你……你说的是真话?”

    “可不真的么!我刚才就是给我四娘送钱去的。”

    他爹“喔——”一声就哭了。

    看来,大脸哥真的是死了。可在武昌和汉阳见到的是谁呢?是鬼?是大脸哥的魂儿?就是真的是大脸哥的魂儿,是大脸哥死后变的鬼,他也不害怕。他跟大脸哥好。大脸哥跟他是已出五服的本家,但他俩同在汉口做生意,每年都是同去同回,互相照应,亲如手足。可是今年大脸哥因为女人的事晚走了一步,就出事了。

    但鬼还会做生意吗?魂儿还会挣钱吗?在汉口见到的大脸哥,到底是不是鬼呢?要真是鬼,那又是多么让人奇怪的事啊!李长原被这件事强烈地吸引着,刚过了初五,他就起身走了。他要找大脸哥去。他要问问他是不是鬼。要真是鬼,想到今后他要与一个鬼经常在一起,就像他活着时一样亲如兄弟,聊家常,谈生意,喝酒,饮茶,看二黄,听花鼓……那是多么新鲜、多么让人激动的事呀!

    初十到了汉口。李长原顾不及打理自己的店铺,就直接来到德化街197号。197号门前有一棵龙钟古槐,古槐上钉一块黑漆红字的木牌子:永寿药材行。两间黑漆扑踏板门面,扑踏板上穿了一个铁穿条,穿条头起挂了一把大洋锁。

    大脸哥不在屋。

    他到哪儿去了?年下不回家,初六就应大开市了,他为何不在店里?看看门两边,也没有“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新春联语,门口地上也没有开市大吉的炮花。真是个鬼,他也该在店里呀,去年不就一直在店里么?

    李长原只好先回到武昌自己的店里。

    第二天他又过江来找大脸哥。

    但197号的铁穿条仍然锁着。他在门口坐到天黑,仍不见大脸哥回来。

    第三天他又去。门仍然锁着。

    就这样,李长原整整等了10天。第十天太阳挨着扁担山的时候,李长原见着了197号的房东。因为李长原从前经常来,与房东是认识的。他喜出望外,想着房东一定知道大脸哥的行踪,连忙喊住:“大叔新年好啊!我哥呢?咋不见开门?”

    房东见他也一脸惊喜,说:“哎呀!可找到你了!我到汉正街去了好几趟了。”

    李长原说:“我去年搬武昌去了。大叔找我有事?”

    房东说:“跟你一样的事,找你哥哥呀!”

    “找我哥?”

    “是呀!去年到现在,这铺门一直锁着。我这房子,你哥哥到底租不租了?房租至今不交,人也不露个面,咋个回子事嘛!”房东窝了一肚子气说。

    怎么?去年一年都没开门?不可能吧?去年他来找大脸哥四五次哩,次次都在屋,怎么会没开门呢?李长原狐疑地望着房东的脸,说:“不可能吧?”

    “咋个不可能嘛!你看看这锁头,看看这招牌。”

    房东用手拍拍穿条上的大洋锁,又拍拍钉在古槐上的招牌。李长原看了看,大洋锁确实是生锈了,古槐上的招牌也确实是油漆斑驳了。

    “你今天来了,正好,就替你哥哥把去年的房租交了吧,不然你不要走。你要走,我就叫警察了,我儿子的朋友在警察局侦缉队当队长。”房东威胁道,一只手就捉住了李长原的胳膊。

    李长原说:“大叔,我是说,我哥他怎么会一年都没开门呢?我年根儿回家前还来见过他呢。”

    房东说:“你白说个啥子嘛!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坐在这门口守了整一个月呢!”

    这真是奇了!难道是自己摸错地方了?德化街,197号,古槐树,永寿药材行的招牌……哪一样能看错呢?

    看来,大脸哥真是死了。他家有老有小,死得冤,死不下,所以才弄出这些显应的事来。

    “大叔,房租的事好说。要不这样,你这房子我今年租了吧。”

    房东说:“你们水北的人奸猾得很。你先把你哥哥去年的房租交了,你要租这房子,我今年就少收你一个月房租。”

    就这样讲妥了。

    第二天打开店门,只见店里蛛网密布,浮尘扑面,方知房东说话不虚。费了一天的功夫,把房里打扫干净,把两间房里的药材规整到一间房里,然后把武昌的生丝货底运过来,放在腾出的一间房里。李长原决定一个店里做两样生意,门口的古槐树上挂了两块招牌:永寿药材行,泰兴生丝行。店里边两张柜台,两本账簿,两把算盘。

    李长原把生意放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等大脸哥。不管大脸哥是人是鬼,他想着他一定还会回来。

    两样生意,李长原同样兢兢业业地打理。药材生意来了,他就坐在药材店里的柜台后面,好像自己就是大脸哥,就是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进多少货,出多少货;单价多少,总计几何,盈利若干,一宗宗,一笔笔,日结,月合,年总,记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生丝生意来了,他就坐回生丝店的柜台后面,这时他就是他了,就是泰兴生丝行的老板了,同样一宗宗、一笔笔地把账记得清清楚楚。两样账是绝不混淆的,就是交易时使用的秤、簸箩、绳子,记账时用的笔、墨,算账时用的算盘,也都是各是各的,决不混用。房租是一家一半,泰兴决不少拿一分。每年回家,李长原总是把当年的账簿带回去,一笔一笔地给四娘念。一直念到全年总计盈余多少多少,然后从褡裢里倒出钢洋,一枚一枚地给四娘数。

    由于到处都在打仗,伤员多,药材生意一直都不错。李长连活着时只做中药材生意,李长原看几家西药店生意红火,就也兼营西药。这样生意就做大了。而李长原自己的生丝生意一直不景气。每到年底回家,李长原自己的褡裢总是干瘪瘪的,而给李长连家带的褡裢却总是满腾腾,有时不得不装成两个褡裢,雇个伙计背上。

    就这样,李长连死后,他的生意做发了。

    生意虽然是李长原一人做,但在对外的名义上,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还是李长连,有应酬时,李长原就自称李长连应邀参加。人们弄不清他到底是李长原还是李长连,时间久了,人们都以为李长连和李长原是双生俩,长得太像,分不出来。

    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有一次政府召集全体个体工商业者开会,逐个点名。点到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时,李长原答应:“有!”点到永寿药材行经理李长连时,李长原又答应:“有!”领导就翻眼看了看他,颇有不悦,问:“你到底是泰兴的李长原,还是永寿的李长连?”

    李长原答:“我是泰兴的李长原。”

    “那你胡答应个什么?永寿老板呢?李长连来没有?”

    李长原就站起来说:“禀报领导!永寿药材行老板李长连,已经去世多年了。”

    “死了?”领导很关心地问道,“什么时候?”

    李长原说:“民国三十五年,死11年了。”

    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一齐把头扭向他,好像他是一轮太阳,他们都是向阳花。这些向阳花中,有不少都与泰兴和永寿打过交道的,都以为两家老板是孪生兄弟呢。

    领导说:“都死11年了?那生意不是一直在做着吗?”

    李长原说:“生意一直没停,是我在替他做。”

    “你与他是亲兄弟吗?”

    “不是。我们是同乡,一李家。”

    这一说,领导就多心了,怀疑李长原是不是觊觎永寿的生意,而把李长连给谋害了。所以,不久就有两个湖北口音的人来到了水北怪屯村进行调查。他们看到李长原的家一贫如洗,而李长连的家虽然寡奶孤孙,却住着瓦房,土地百亩,雇着两个长工,一个女佣。

    第二次开会的时候,领导宣布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经区政府研究决定,任命原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为新成立的公私合营汉阳药材公司经理。人们都不服气,泰兴生丝行是汉阳最小最小的一个商号,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年年亏损,濒临破产,连个伙计都雇不起,你看老板那个穷酸样子,像个叫花子一样,怎么会叫他当经理?难道就因为他穷吗?有人就牢骚说,人家是无产阶级嘛!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人家当经理,让谁当啊?让你这个资本家当啊?

    领导就给大家讲了李长原的故事。领导说,李长原把自己的生意做赔了,把别人的生意做发了;把自己做穷了,把别人做富了——共产党就喜见这样的人……

    当然,他没讲李长原活见鬼这些事;这些事是李长原1985年自己讲的,这时他已76岁,退休多年,回乡定居。

    汉阳药材公司经理是个科级干部。这是怪屯历史上最大的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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