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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现一次的女孩

    关于我的大学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多少年来学校就是在一片工厂区之中,以显示出工学院的本色。早在八十年代,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分配到附近厂里,那时候的专业没那么多,去工厂恰是专业对口,到了厂里便等着分配房子,房子也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当你考上这所学校之后,你的一生差不多就被圈定在这片区域中。

    九十年代迅猛扑来,宇宙能量爆发,物质重组,等这个十年过去之后,一切无可挽回地成为记忆,整个工厂区在时代的加速度之下被甩到不知哪里去了。非线性变化是世界的常态,而线性变化只不过是学者们用来欺骗大众的,线性变化使事物具备了预测的可能,学者们正是靠预测来谋生的,一如印第安营地的巫师。

    第二股浪潮挟带着教改、转制、地价暴涨以及远在互联网一端的IT业兴起,滚滚而来,不可阻挡。二十一世纪劈头盖脸出现在眼前。每一个年代都拥有它独特的咒语,其魔法所呈现出的效果也大相径庭。我们的校长被称为成功企业家,开一辆别克出入于校园,显示出本校具备的超强竞争力。这都是非线性变化的结果,后面还有更绝的,到二〇〇0年,校长因贪污而被抓,直接判了个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

    学校不大,被四周的厂房和老新村挤压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二〇〇一年,附近的工厂已悄然无声,厂房被改造成建材市场、大超市、Loft,或者干脆推平,清场之后为未来的CBD腾出空间。有一座高架桥已经造到学校南侧,像巨大的雷龙伸过来长长的脖子。所过之处,一片废墟。

    学校的东侧,向着市区方向,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住宅区,十来个新村里住着几万号人。西侧是郊区,有厂房,有仓库,日落时景色凄迷,血色残阳像一枚打碎的鸡蛋,散黄之后正洒在那儿。有一条铁道穿过其中,它呈现出一种锃亮的灰黑色,令人恐惧而心碎,在调色板上永无可能找到的颜色。铁道以外,是一片新兴的开发区,以前是农田,如今都填平了,正努力转型为剩余价值大卖场,国际品牌和OEM流水线像真菌一样扩散蔓延。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枯燥无味的时光。平时的娱乐,就是在黑网吧里泡着,抽廉价烟,喝啤酒,半醉着晃回宿舍。周末稍微好过一点,去铁道旁的仓库里看摇滚,反正总是那几个拼凑型的乐队,看了百十来场,吉他手什么时候会做出高潮般的表情,主唱什么时候会跳下舞台,一清二楚。在场子里喝的依然是啤酒,但不敢喝多,怕被人一锤子敲翻在街道上。那一带到了晚上没什么人。

    我属于扩招之后的那一批学生。赶上了一个波峰,既可额首庆幸,也无所谓大学生的自豪感了。如此这般,虚度时光,有一天发现好日子过完了,得去找工作,跑到开发区应聘无数次,皆无功而返。最后通过熟人的关系,在市区电脑城的一家公司里给各种各样的顾客安装软件,一排坐着二十个技术员,穿着同样的工作服,佩戴着印有公司Logo和姓名的胸牌,每天装机十个小时。办公地点在地下室里,环境马马虎虎,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半夜干完了活,和几十个电脑专业的师兄一起回到员工宿舍睡觉,与学校一样的铁架子床,分上下铺,睡醒了继续上工。我开始怀念学校,辞了工作又回来,每天躺在寝室的铁架子床上,世界开启,合拢,开启,合拢。我给自己的大脑按下了Sleep健。

    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回归,毋宁说是一次非线性变化,失去理智的结果。我一再地徘徊于摇滚仓库和操场看台之间,试图证实两年前和我做爱的长发女孩的存在,试图清晰地看到她和死去的校花,她们或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毫无关系,这都可以。但我收获到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迷惘,记忆已经风化,事件已经凝固。

    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乳沟时代,乳之风光必然依赖于乳沟,但乳沟之存在则没有任何实际效用,乳沟甚至连器官都算不上,它其实是个负数,是一道阴影而已。从切面来看,乳沟正是典型的非线性变化。

    二〇〇一年是个衰败与繁荣交相存在的年份。乳沟时代是否存在,我不敢确定,乳沟困境倒是的的确确缠绕着我。

    我一直没有女朋友。

    大学一年级的深秋,近乎谈过一次恋爱,近乎。女孩是我同班同学,长得很一般,瘦高个子,剪一个很温驯的短头发,碎碎的很好看,但经不起风吹,一吹就变成男人。这和长发女孩不能比。

    女孩的脾气和她的发型颇相似,看着温驯,其实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家伙,平时话不多,更不活跃,开学头三个月她基本被忽略掉。她是T市人,家在市区,走读生,平时不在学校里,惟有上课的时候才露个脸。似乎是挺有钱的,听说家里有房有车,不过我和她混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走路。

    没有确认男女关系,没上床,没接吻,没去过看台后面。那年深秋,因为空虚,跟着她在T市到处晃悠,实指望她能做我的导游,结果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雨天,像两个湿淋淋的旧皮箱被放置于不同的场所。

    我们在雨中参观了T市的商业中心,在雨中蹲在铁道荒凉而杂乱的货场上,在雨中徘徊于植物园、动物园,就连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乎也受了她的感召,明明是选了个晴天去参观,到公园里居然下起雨来。

    面对着雨中的景物,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从小在T市长大的女孩,她当导游的话基本上可以使这个城市的旅游业破产,说出来的话比雨还烦人。我跟着她东跑西颠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她有机会多抱怨几句。

    “步行街容易使人产生消费欲望,与他人近距离并行的嫉妒感,不满足,疲倦导致的思维能力下降。”在商业街上,她这么说。

    “货场不为城市所容,欲望未赋予它应有的概念。”在铁道边。

    “T市的植物园只是一群花匠在经营,但比动物园好一点,动物园看上去就像虐待狂的仓库。”

    “菊花得以专门展览,全因其命贱、品种多。又正好开在适合观光的季节。”

    类似的话不胜枚举,我认为其具备一定的洞察力而又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她高高的个子却没有身材。但是,她仍然让我略微地动心,说不清道不明。

    某一天,记得是冬天,我们在五块钱一小时的网吧里泡着,泡了足足一个通宵,她买单,出来的时候彼此都是一张隔夜脸孔。冬天的早晨,四周起了浓雾,路灯还没灭。她忽然提议去附近的宾馆睡一觉。那是在市中心,我说我来付账,去提款机上提了两千块钱带她走进一家皇冠假日。她看到提款机上的余额,八万元,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也没表示诧异,也没问我的钱怎么来的,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罢了。

    在酒店里开了个标房,两张床,我们各自洗了澡之后,挑一张床睡了下去。电视机一直开着,处于静音状态。直到下午,我们同时醒了过来,觉得很饿,她从背包里拿出夹心饼干,吃了个精光。然后她说,今天没有下雨,能不能做爱。

    在静音的电视画面中看到很多汽车追尾,场面壮观,联想到我们当时的姿势也像是一次次的追尾。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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