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里没有写出的那些细节、心酸与无奈,马伯庸却用九万字,在我们面前一笔一划地雕刻出来了。
当年学这首诗时,看到的只是极尽奢靡的皇城风光,以及帝王为博红颜一笑所表现出的荒诞与舍得。如今,马伯庸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妃子笑”的背后到底有多沉重、多讽刺,让人读罢唏嘘不已。
小说主人公李善德,是一个九品芝麻小官,在官场摸爬滚打二十八年,终于在长安远郊贷款买下了一座院子,总算安了个身、有了个家。刚拿到房契,还没捂热,便被召回上林署,稀里糊涂地接下了一个烫手山芋:从岭南运送“鲜荔枝”进京,给贵妃娘娘贺生辰。这个差事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荔枝使”。
当时,有不少人靠着这种“某某使臣”的职衔飞黄腾达,毕竟是替皇帝办事,不走正常的审批流程,预算花销几乎可以“自由发挥”,是难得的肥差。李善德倒也没想贪什么,只是想着这趟任务做下来,房贷也许就能轻松还清了。
可谁成想,圣旨上特意强调了一个字:“鲜”。还指定要岭南的荔枝。岭南属于广州一带,距长安五六千里之遥,即便八百里加急,也根本赶不及。荔枝的保鲜期短得可怜,三四天最多了。
正当老李心灰意冷之际,偶然读到杜甫的诗,深受触动。他暗自想道:“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到底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于是,他骑上一匹马,出了城门,跨过灞桥,独自一人,直奔岭南。
这,就是他与“鲜荔枝”之间命运交织的起点。
他虽是个九品小官,却是国手算师,擅长精打细算,一路南下,一边勘察地形,一边测算通行时间与交通方式。到了岭南,他又实地走访荔枝种植园,了解荔枝的生长习性、采摘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困难接踵而至,他也渐渐明白,在这个体系里生存下去,必须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求生,他咬牙硬撑,甚至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之事。
可当他千辛万苦将实验方案带回长安时,却发现劳动成果已被他人窃取。官场人心险恶,小官如棋子,说抛弃就抛弃。
后来,正是借助他的运输方式,加上对路途中的艰难险阻提前布控,在贵妃诞辰之日,荔枝如期抵京。出发时是二十骑,最后冲进长安城门的,却只剩“一骑红尘”。
按理说,李善德立了大功,前程似锦。但一路走来所见所闻,让他幡然醒悟。原来这一骑红尘背后,掩盖着多少劳民伤财的真相。
这一笑,远不止千金代价。动用多少人力、耗费多少马匹、牺牲多少农户、烧掉多少资源?谁在乎?他们不在乎一路上有多少驿卒殚精竭虑,不在乎岭南一颗荔枝树需要多少年才能挂果;不在乎园丁视果树如亲人,不在乎运输成本惊人、失败风险巨大;更不在乎一颗荔枝背后是多少百姓血汗铸成的铜钱。
因为在上位者眼中——这些,全都与他们无关。
苛政猛于虎。百姓所受的苦,从不是一句“皇恩浩荡”能抚平的。昏庸县官或许只会错杀几个无辜,而高额赋税却能拖垮无数个家庭,令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可是,如果这“将”的功劳,不过是为了博贵妃一笑,那么这笑,真的值得吗?若百姓知道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只为宫中果盘上几颗鲜荔枝,不揭竿而起才怪。
历史,总是由胜者书写。而《长安的荔枝》,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底层小吏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千古艰难唯一死,万事功名不如闲”的官场众生相。
卫国公有一句话令人警醒:“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出身决定一切。弱者没有话语权,连命运都不是自己的。可总有人坚信:人定胜天。即便做不到兼济天下,也不愿同流合污。不能清君侧,就选择独善其身;不能救天下,就选择守住本心。
正如李善德,因对卫国公的一番肺腑直谏,丢了前程,被贬岭南。可他并未怨天尤人,而是回到荔枝园,与妻儿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安城中贵妃才能享用的荔枝,在岭南他可以随意大快朵颐。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机关算尽,只有田园风光与天伦之乐。
有些人天生不适合做官;有些时代,也不允许这样的人为官。但依然要相信——总会有盛世来临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