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很困惑。”坐在出租车上从拉戈德回费拉角的路上，詹姆斯·弗雷泽对阿提库斯·庞德说。
“困惑什么呢，詹姆斯？”
“嗯……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埃尔默·韦史密斯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那您和沃尔泰尔先生为什么还不逮捕他呢？就目前所知的信息而言，我认为除了他并无别的嫌疑人。这次的事情和之前马格纳斯·派伊爵士那个案子又不一样，并非每个人都有作案嫌疑。去拉法耶特药店的人肯定是韦史密斯。他试图用草帽和墨镜来伪装自己，又利用了可怜的爱丽丝·卡林，让她找准时机进店询问时间，好为自己争取了十五分钟。或许他跟爱丽丝说这只是个恶作剧，只要爱丽丝配合，他就能有足够的时间去旅馆换衣服并赶在十二点半到达画廊。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爱丽丝听说查尔方特伯爵夫人是被乌头碱毒死的，事情才开始变得麻烦起来。爱丽丝把前后信息一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案子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他不得不杀掉她。”
“这点我不同意，我的朋友。如果你认为爱丽丝·卡林是为了协助埃尔默·韦史密斯买毒药，那是不是表示你也认为那个神秘的‘查尔斯·圣皮埃尔’是他呢？难道爱丽丝希望能在他妻子死后嫁给他？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比爱丽丝年长太多——老得都能当她父亲了。”
“这个嘛……她是个年轻的乡下姑娘，可能想不了那么多。说不定她很傻，傻到相信会有这种可能。”詹姆斯思考道，“而且，如果去药店的不是埃尔默，那会是谁呢？难道是他儿子？”
“罗伯特·韦史密斯说他那时正从昂蒂布开车回尼斯。他抵达尼斯的时间有可能比他告诉我们的更早。”
“可是庞德先生，罗伯特完全没有理由杀害查尔方特伯爵夫人。遗嘱里留给他的财产虽然不多，可他本来也不需要那些钱。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其实所有人都不需要那笔小钱！”
这番交流过后，庞德和詹姆斯都没再说话，一路沉默着回到了酒店。出租车停好后，詹姆斯付了钱；两人走到酒店门口，几个门房涌上来打招呼，询问是否有什么可以效劳。同一时间，庞德注意到酒店一侧停着一辆银色的“标致”轿车。看见他们，一个身穿深蓝色羊毛西装、身材矮胖的男人下车朝他们走来。很显然，他并不是正打算回酒店的住客。这个男人一直在等庞德回来，见到他后一秒也不愿耽搁。
“不好意思，先生，请问您是著名侦探阿提库斯·庞德吗？”听口音他是美国人，脸圆圆的，头发稀疏，戴着眼镜。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詹姆斯联想到中学老师，或者小镇律师，与辉煌灿烂的蔚蓝海岸格格不入。
他的形容令庞德很高兴：“我是。”
“请您原谅我不请自来，先生，不知我可否和您单独聊聊？这件事十分紧急。”
“我们之前并未见过面吧。”
“我叫哈伦·斯科特。”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詹姆斯，“过去几天内我已经见过您好几次了。您曾多次出入贝尔玛庄园，今天早上还去过尼斯的维尔纳-韦史密斯画廊。”
“你在监视我们？”庞德问，听起来惊讶多于不悦。
“不是监视，先生，不是的。我第一眼就认出了您，也能猜到您为何出现在这里。您是来调查查尔方特伯爵夫人遇害案的吧？”
“我为警方提供协助。”庞德含糊其词。
“那我希望您也能帮帮我。实际上，我们或许可以彼此帮助。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一名侦探，只是我们调查的内容天差地别。话虽如此，这一次我们调查的内容说不定恰好一致。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了，斯科特先生。今天天气不错，若您不介意，我们可以一起喝杯茶——咖啡也行，只要您喜欢。酒店后方的露台环境不错。”庞德周围看了看，附近只有那些门房和一队准备离开的住客，“那里的桌子隔得很远，不容易被人听见。”
“那太好了，庞德先生。”
二人不再言语，一起走进了酒店。穿过宽阔的大厅来到花园，露台上已经有几桌客人在享用下午茶。三人顺利地找到一张空桌子，离那几桌客人很远。詹姆斯和服务生点了单，庞德则靠坐在椅子上，等待斯科特开口。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国成立战区文化及文物保护委员会，MFAA（Monuments,FineArts,andArchivesprogram），初衷是保护欧洲战场的文物古迹。
“我刚才说自己也是一名侦探，”斯科特说，“但这个描述并不准确。其实我最初的工作是研究艺术史，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后来去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若不是受邀加入由军方管理的‘战区文化及文物保护委员会 ’，即俗称‘MFAA’的组织，想来我会一直留在那里。我是当时招募的三百四十五名志愿者之一，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古迹卫士’的组织。从名字上虽然看不出来，但组织里也有不少女性成员。我们的任务是帮忙追踪并寻回‘二战’时被德军抢走的约五百万件艺术品，包括画作、雕塑、珠宝和稀有书籍。它们大部分都是犹太家族的藏品，却在战争中被洗劫一空。”他顿了顿问，“您介意我抽烟吗？”
“一点也不介意。”庞德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他看着面前这个美国人掏出一支小巧的雪茄而非香烟点燃，一团烟雾缓缓升起。
“战争结束后没几年，保护委员会便解散了。”斯科特接着讲述，“但我却迷上了这份工作，决定私下里继续追寻那些珍宝。还有几千件艺术品尚未寻回，而他们原本的主人家还有幸存者，他们雇用我继续搜寻，期待能有一日物归原主。如您不弃，庞德先生，我想跟您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但只要您听了就会知道，这些事情也和您有关，尤其是——和玛格丽特·查尔方特伯爵夫人的死有关。”
“愿闻其详。”
“没问题。”他抽了一口雪茄，缓缓道来，“早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便盯上了欧洲的艺术藏品，并决定要据为己有。他这么做是出于战略考量：夺走一个国家的艺术品就是夺走了她的灵魂——这个道理拿破仑一早便发现了。卢浮宫里的大量德国珍宝就是这位法国帝王抢来的，后来轮到希特勒了。他计划要在奥地利的林茨市修建一座巨大的艺术馆——称之为‘元首博物馆’。同时，他还打算把其余在他看来堕落的、不入流的艺术全部销毁，比如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换言之，就是几乎所有过于现代风格的艺术品。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责任——‘避免让整个国家陷入精神疯狂’。这些在《我的奋斗》中都有记载。
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关系极为亲密，在纳粹党内影响巨大。
约瑟夫·戈培尔（1879—1945），德国政治家，演说家，曾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冯·里宾特洛甫（1893—1946），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官，曾任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部长。
“然而并非所有纳粹高层都有这样的高瞻远瞩，他们只不过想要掠夺能找到的一切财富罢了。赫尔曼·戈林 在柏林北部拥有一座名为‘卡琳宫’的狩猎别墅，将抢来的马蒂斯、雷诺阿、丢勒、霍尔拜因、克拉纳赫等艺术家的作品全部藏在里面。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拥有超过一千件艺术珍品，总价值将近两亿美元。约瑟夫·戈培尔 酷爱德国印象派画作，冯·里宾特洛甫 则卷走了爱德华·马奈的大量作品。还有很多其他纳粹高官也都加入了这场强盗游戏。
“总共起码有三次由纳粹政府主导的艺术品劫掠行动。一次是由德国国防军主导的‘纳粹劫掠艺术品’；一次是由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发起，领头人是一个叫奥托·阿贝茨的家伙，以战争赔款为名，在法国四处抢掠，把能找到的一切全部卷走。但最为活跃也最疯狂的还是一个名为‘ERR’的组织，全称是‘帝国领袖罗森堡特别行动小组’，他背后真正的掌舵人正是戈林。当纳粹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拥有任何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后，他们更是再无顾忌、愈加猖狂。仅从法国抢走的艺术品便高达十万件。”
正说着，咖啡被端了上来。斯科特安静了一会儿，往杯里加了三勺糖，一边搅拌一边往下说。
“那是一段毫无法理可言、人人为所欲为的日子。”斯科特说，“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买卖艺术品可获暴利——即便是那些所谓堕落的、不入流的作品，纳粹也照样拿来换钱。杜塞尔多夫博物馆、埃森博物馆和其他德国大城市的博物馆纷纷加入，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扩充馆藏。本该德高望重的法国艺术品买家和商人也闻风而动，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般加入了这场交易。别忘了，那时纳粹禁止纸币外流，而欧洲本也没剩下什么可供买卖的。人们就算有钱也无法去车行买车，或去商店买衣服，于是一夜之间，艺术品变成了所有人争相追逐的焦点——购买、出售、交换、囤积、欣赏。到战争结束时……谁手上若有一两件艺术品，那便是绝对的胜利者。
“除此之外，还有瑞士……”
斯科特的雪茄烟火明灭，仿佛一只恶魔的眼睛，吞吐间烟雾缭绕，遮住了他的脸。
“纳粹艺术品商人热爱瑞士，因为瑞士人钱多得花不完。瑞士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为他们赢得了自由行动的权利，而且本质上他们毫无道德可言。瑞士所有的大型艺术馆和博物馆都与纳粹有紧密合作：卢塞恩的菲舍尔美术馆、苏黎世的诺伊珀特艺术馆、德雷福斯博物馆——全都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品窃贼们的销赃窝。
“另外，还有一间位于日内瓦、稍小一些的艺术馆也不遑多让，凭借其与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亲密关系而日进斗金。这家艺术馆由一个名叫埃里希·维尔纳的人经营——想必您对这个名字也有所耳闻。”
“维尔纳-韦史密斯画廊！”詹姆斯惊呼。
“就是这个名字。”斯科特说，“它是维尔纳和一位美国画商合资建立的，那个商人名叫埃尔默·韦史密斯。虽然维尔纳现已退休，但埃尔默却仍代表他活跃在尼斯和伦敦的各个艺术品交易市场上，一件接一件地贩卖着‘二战’中抢来并藏匿至今的艺术品。”
他忽然停下，喝了口咖啡。一名服务生正在旁边为一家人摆放切成小三角形的三明治。他讲述的那段黑暗的历史与这阳光普照的露台和华丽典雅的酒店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是最近才知道维尔纳-韦史密斯画廊的存在。有人给我传的消息，而此人与查尔方特一家有关联。”斯科特解释道。
“这个人是谁？”庞德问。
“请原谅，庞德先生，我若说出此人的名字，恐怕会让其卷入大麻烦。”
“也请原谅我，斯科特先生，我现在需要调查的很可能已经不止一桩谋杀案，而是两桩。若要彼此帮助，就必须把所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也请务必相信我会对一切严格保密。”
“那沃尔泰尔呢？”
“沃尔泰尔先生和我共同查案，我必须将案件相关信息全部告知他，但我保证他也会守口如瓶。”
斯科特皱眉思考了片刻，最终做出了决定。“好吧，庞德先生，我会告诉你此人的名字，但我希望您——以及需要知晓此事的所有人——保护好我的线人。”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人是位女士，名叫贝亚特丽斯·洛朗。战争开始时，她在巴黎的一户犹太人家里工作，那家人被洗劫时她也在场。那户人家被悉数扣押，家里的大量艺术藏品也被带走。她对其中一幅画印象尤为深刻，画中有一个放在小桌子上的花瓶，瓶中插着一束郁金香。她不清楚画家是谁，也不知道画作的名字，但十三年后当这幅画再次出现在眼前时，她立刻便认了出来，而它就挂在埃尔默·韦史密斯家里——那个大会客厅的墙上。这位女士恰巧是那里的管家。相信您能够想象，重见此画令她心中充满了恐惧，也十分无助。她能怎么办呢？报警这种事她想都不敢想，甚至不清楚这算不算犯罪，而且她很喜欢查尔方特伯爵夫人，不想伤害她。埃尔默·韦史密斯是个腰缠万贯、受人尊敬的艺术品商人，肯定能想出无数种方法解释这幅画的来历。
“这些都是几个星期前发生的事。那时查尔方特一家刚抵达庄园不久，打算在这里避暑。我后来才知道，贝亚特丽斯碰巧认识了一名曾在MFAA当秘书的人，并在慎重考虑后将此事告知她。尽管MAFF已经解散，但她朋友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便让她联系我。我很快便查出这幅画来自埃里希·维尔纳，也查到了画作的出处：法国画家保罗·塞尚于一八九〇年的杰作，名为《春花》。
“于是，两周后我前往维尔纳-韦史密斯画廊，和守护画廊的那只母老虎一番周旋后，终于获得了面见画廊经理的机会。那天埃尔默·韦史密斯不在，但我成功和他的儿子罗伯特说上了话。他和父亲一起经营画廊。我的工作很棘手，目前欧洲尚有数十万件被抢的艺术品流落各处，而总体上那些艺术馆、画廊、博物馆和艺术品经销商都对此讳莫如深。他们要么假装不知道这些画是哪里来的，要么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我并非警察，也不是侦探，没有任何公职权力搜查这些地方，也不能做出没有证据的指控。说白了，我只能想办法劝说他们自愿配合。像埃尔默·韦史密斯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如果被发现与纳粹有所勾结，对他的形象和事业将十分不利。《春花》原本的主人是斯坦纳夫妇，但都在集中营里被毒气杀死——对于艺术品商人而言，他们绝不希望名画的来历留下这样的污点。
“总之，我和罗伯特·韦史密斯谈及此事时他非常震惊。那种反应若非出自真心，我只能说他是这世上最好的演员。不过，凭我过去多年的调查及问讯经验，要是有人敢在我面前演戏，我一眼便能识破。他说自己和埃里希·维尔纳并无往来，而他的父亲绝不可能在知情的前提下染指这些战争掠夺的赃物。他请我亲自去贝尔玛庄园见见埃尔默·韦史密斯，而塞尚的那幅画当时正挂在那里。他保证说一切都是误会，一定能妥善解决。”
“他邀请你到家里去？”庞德有些惊讶。
“如上所述，庞德先生——他看起来是个正派的人。我当时也有些惊讶，但转念一想：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画廊指控你的父亲是个恶人，这种事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我们约好了时间，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在庄园见面，而我亦如约前往。
“那场会面并不顺利。埃尔默·韦史密斯和他儿子的态度完全不同。起初的五分钟还算客气，之后的五分钟他就变得咄咄逼人，最后彻底发起怒来。我们在庄园的大会客厅见面，那幅画就挂在墙上。我要是他，或许一早便把画藏起来了，可他实在厚颜无耻，居然指责我是个恶棍，说我想要讹诈他，拿他的名誉来胁迫他就范等，诸如此类的言辞。他对我大吼大叫，而罗伯特不得不尽力安抚他的情绪……真不容易。
“最后反倒是埃尔默威胁我，说我无权跑到他家质问这些事。如果我不罢休，他就立刻找律师团队起诉我。他说画是维尔纳买来的，而他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商业合伙人。他还引用了瑞士的法律条款，说如果一名经销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一幅画，五年之后这幅画的所有权便归属于他——如果原主人想要回去，那就付钱。还讽刺说可惜人都死光了，想买也买不了！还说自己这辈子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等等。说完这些，他便把我轰了出去。”
“此后便再无交集了吗？”庞德问。
“我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庞德先生。自那以后我便一直盯着维尔纳-韦史密斯画廊，同时调查他们过去几年在伦敦和尼斯的主要交易情况。艺术界并不大，许多人之间都有交集，有好商人也有坏商人，但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是他们大都彼此认识。目前我已经找到另外两幅确定是纳粹抢来的画作，而就在上个星期，小韦史密斯先生刚将一幅由阿尔弗雷德·西斯莱创作的风景画送到了位于昂蒂布的一位客户手上。我开车一路跟着他，终于看到那幅画并立即认了出来。幸运的是，这幅画存有照片记录，是从巴黎一位叫作保罗·罗森堡的知名犹太画商那里抢走的，而保罗侥幸在纳粹侵略开始后不久逃离了法国。戈林很喜欢西斯莱的作品。”
“罗伯特·韦史密斯离开昂蒂布时你也跟着吗？”
“没有。那样太明显，很容易被他发现。不过我本来也只对那幅画更感兴趣。我想办法和吕卡·多尔夫曼搭上了话——就是买画的那个艺术收藏家，请他把画展示给我看，并和纽约的罗森堡家族取得了联系，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复。”
庞德想了想问：“斯科特先生，你刚才说我们调查的可能是同一件事，您是想说那些艺术品窃贼……是叫这个词吧？——和查尔方特伯爵夫人的死有关？”
“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窃贼，庞德先生，您也可以把埃尔默·韦史密斯和他躲在瑞士的那名合伙人视作战争罪共犯。至于查尔方特伯爵夫人，当我听说警方正以谋杀案进行调查时，自然便注意到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我还曾猜测您来南法是不是也和这些艺术品有关。”
“这一点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庞德回答，“在来到费拉角之前，我对塞尚一无所知，但依你方才所言，我几乎可以断定查尔方特伯爵夫人听见了你和她丈夫的那番对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来向我寻求帮助。”
“她的卧室阳台就在斯科特先生和埃尔默·韦史密斯见面的大会客厅上方！”詹姆斯惊呼。
“正是如此。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在她卧室时也听到了那个叫塞德里克·查尔方特的孩子和他父亲争吵。”庞德提醒道。
“这么说，玛格丽特·查尔方特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所以她才在信中写道：‘我无意间听到了一番令我无比震惊且难以置信的话。’往轻了说，她是在指控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成了某起极其邪恶的犯罪勾当的帮凶。”
“是他杀了伯爵夫人？”哈伦·斯科特问。
“看起来一切都指向了他，斯科特先生。”
“所以她才打算修改遗嘱。”詹姆斯恍然大悟，“结婚整整六年，她都没发现丈夫是这样一个大坏蛋。”
“是啊……”话虽如此，庞德的声音却透着不确定，“斯科特先生，之后若我还有事请教，该去哪儿找你？”
“我在名片背面写了电话号码。我住在尼斯城郊的一栋小公寓里，门口的礼宾人员会将消息传达给我。”
“您打算继续接触埃尔默·韦史密斯或他的儿子吗？”
“我对罗伯特不感兴趣，但想要接近他的父亲又谈何容易。我只希望那幅画最终能物归原主。庞德先生，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犯罪。这桩罪行里的犯人可以全身而退，受害者却拿他们毫无办法。但即便如此，我也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正义而战。我想，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达成共识。”
他熄灭雪茄说：“谢谢您请我喝咖啡。如果有进展，请通知我。”
进展很快便有了，但并不是令人期待的好消息。